财政部日前公布了6月份全国彩票销售数据：当月，共销售759.78亿元，同比增加214.96亿元，增长39.5%。

其中，体育彩票销售592.21亿元，同比增加228.69亿元，增长62.9%；而福利彩票销售额和涨幅数双双下滑。细分到玩法，体彩的竞猜型彩票销售476.75亿元，同比增加233.52亿元，涨幅高达96%。

美加墨世界杯于2026年6月12日开赛，7月20日结束。前述数据意味着，世界杯体育赛事推高了彩票的销量。

世界杯期间，与赛事播报同样密集的资讯，还有各地彩票管理中心发布的风险提示。“彩票购买的唯一合法途径是线下实体店”“网购彩票存骗局，小心‘大奖’变‘大坑’”“网购彩票中奖率高？这些猫腻要警惕”……

一边是销量被赛事点燃，一边是职能部门反复提醒。这组信息，从侧面呈现了中国彩票销售的复杂生态。自2015年相关部委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以来，十余年间，不仅没有新增任何网络售彩平台，既往默许的线上售彩渠道也全面停摆。

不过，强监管难挡高需求。网络售彩的严控并未切断黑灰产业链，与之相关的定罪量刑还曾引发广泛争议。至今仍被不断提起的，还有网络售彩的收放问题。

黑产禁而不止

“让球的意思就是实力悬殊的两个球队比赛里，实力强的得让几球，这样押注弱队的人会感觉比较公平。”阿辉（化名）拿着一张标注赔率的图片说，世界杯期间，以竞猜足球的形式进行的网络博彩行为，其赔率往往比常规彩票更高，其代理人“是熟人转熟人，经过层层代理向上投注的。博彩网站的IP一般在境外，没有人知道幕后坐庄的究竟是什么人”。在华南长大的阿辉，十多年前就已在同龄圈子中知晓这种玩法。

“海外博彩网站一般比国内彩票的赔率高，加上网络投注的便利性。国内彩票销售方面的监管过严，客观上会推动部分资金外流。”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明怀自小在福建长大，熟悉华南民间的一些网络博彩生态，曾代理变相网络博彩“醉江山”案。

高赔率背后是高风险。阿辉说，这类博彩游走在灰色地带，双方都缺少契约精神。“有上层代理的人发现有人中大奖就玩消失，也有人赊账投注，不中奖不给押注的本钱。”过去十多年，他身边陆续有人因为沉迷其中而获罪判刑。

围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也滋生了一些灰色产业。“比较常见的就是吃票、做私庄、开私彩。”苏国京说。他是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始人，见证了中国互联网彩票的发展历程。该沙龙以类似行业协会的角色，链接监管机构和公众。在苏国京看来，现在的乱象，并不完全是因为强监管才滋生，“比如吃票、私庄这些行为，在开放时期更为泛滥，只能说收紧后这些现象也依然存在”。

几经收放

现存的黑灰产业，并不能抹杀当年政策收紧的功效。

“职能部门还在探索如何规制互联网售彩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任由其发展下去，风险恐怕难以控制。”一名资深彩票行业人士称，由于彩票销售不记名、互联网售彩的隐蔽性等因素，出现了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倾家荡产下注，还有未成年人大额投注等现象，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舆情。

2010年9月，财政部印发《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具备条件的单位，报财政部批准后可以开展互联网售彩试点。该办法的出台，使得此前身份暧昧的互联网售彩，正式步入法治轨道。

随后互联网售彩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在监管尚未成熟，预期利益丰厚的双重驱动下，大量网站涌入，行业的“野蛮生长”也滋生了乱象。苏国京记得，大批私人网络平台借“售彩”之名吃票、做私庄，损害了彩票的公益属性，也极大地刺激了公众以小博大的“赌性”，给社会安定带来负面影响。

随后的急刹车，也与2014年世界杯有关。由于大型赛事对销量的拉动，行业问题也随之凸显。“当时国家审计部门对彩票资金进行了抽查，涉及18个省级财政、民政、体育行政部门及228个省市级彩票销售机构，结果发现一些彩票机构有违规销售的问题。”长期深耕彩票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刚说。

2015年6月，审计署公布了2012年-2014年全国彩票资金审计结果，发现17个省份未经财政部批准，违规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630.4亿元，向互联网彩票销售商支付佣金66.7亿元，并挪用彩票公益金等财政资金支付3.06亿元。

审计署于2014年12月底完成审计，并向有关部门建议：开展彩票市场专项整治，清理整治违规网售等问题。

2015年1月，财政部、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开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自查自纠工作；4月，财政部等八部委再发公告，要求各地进行自查自纠和交叉抽查。

2018年世界杯期间，财政部等12部委发布“105号禁令”，要求严厉打击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坚决禁止擅自网售彩票。此后，财政部再未批准新的网售资格，先前获批的两家试点网站也全面停摆。

是否该“解禁”

2015年网络售彩的政策收紧后，中国福彩、体彩的销售额大幅下滑。

销售额的下滑和灰黑产业屡禁不绝，舆论场由此出现“放开网售”的呼声。2017年，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东海等撰文指出，禁止网络销售彩票的措施，是典型的因噎废食，与产业发展方向相背离。互联网彩票的稳健发展，必须放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思维，也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尽快回到法治化的规制之路。

也有声音认为，在网购已成日常、娱乐休闲方式较为多元的当下，中国彩票依然坚持线下门店销售的传统模式，抬高了彩民的交易成本，也不利于公益基金筹集。

围绕黑产治理，李刚建议出台专门的彩票法。这一说法在学界较为普遍。

至于是否开放网络售彩，李刚的立场并未改变：“十几年前我就强烈反对在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下开展互联网售彩，现在也不改。”在他看来，当年开放网络售彩时，缺乏基本的限额、限时与身份检验，“谁都可以买卖，想买卖多少就买卖多少，想什么时候买卖就什么时候买卖。由此就滋生了各种乱象”。

放与收的争论并不仅限国内，中国也不是唯一对此审慎的国家。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就制定了电信法等法律，以打击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

“直到现在，美国50个州也只有十几个州允许互联网销售彩票。”李刚认为，客观上确有彩票种类更适合网售，比如竞猜型彩票。“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开放网络销售程度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一类。”

对未来可能的制度设计，“目前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参考模式是12306模式”。苏国京解释，火车票曾经历不记名线下销售、黄牛抢票、第三方机构代售等阶段。自铁路部门统一管理线上线下渠道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调整，公众普遍实现了有序购票。“12306模式或许是将来彩票行业可以借鉴的模式。”

吴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