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

1929年夏，我进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我结识了沈从文，后来称他为“师父”。我佩服沈从文的学问文章，还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我称他是中国伟大的讽刺幽默作家，他的笔调一扫陈规，采用新型的表现手法，为中国语言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1933年10月，沈老师将我的短篇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他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我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老师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林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这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很大的鼓舞。

我毕业后，沈从文把《文艺》交给我编。1937年，报纸从十六版缩成四版，胡老板把我辞退了。我带着妻子王树藏从上海逃难，到了武汉。恰好杨振声和沈从文二位老师由北京逃到了武汉。那时他们正在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就慨然收留了我和王树藏，并且让我们搬进了他们在珞珈山脚租下的五福堂。

后来我们跟他们一道从武汉去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从文大哥沈云六的家。1938年才辗转到了昆明。我失业的八个月期间，沈从文收容了我，这是我没齿难忘的。

在昆明，我接到胡霖从武汉写来的一封信，说许多读者要求《文艺》复刊，他要我从昆明“遥编”。到了8月，我收到一封航空信，要我赴香港编《大公报·文艺》。由于王树藏已进了西南联大，我就只身前往。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函，聘任我为该校中文系讲师。我是1939年9月1日从九龙上船的，这一走，就是七年。1946年，我接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在徐汇村一幢平房安顿下来。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