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当实习律师、考证……

他们为何退而不休?

61岁这一年,薛前光成为一名实习律师。8月初,他又通过部分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计划将来律师执业专攻知识产权领域。此前,他在一家科研院所工作了30余年,前半生专攻一业。

到了退休的点儿,薛前光另辟新业,转身扎进法律的新世界,备考两个多月后一次通过司法考试,一些熟人听说他的跨行转型后不免“惊奇”。

对薛前光来说,他从未把自己划入退休老人的行列,目前也不曾有停歇下来享受清闲的规划。他说,“干了半辈子的工作到点了,那换一个事情干嘛,一生当中多体会一个行业,也挺有意思。”

如今,传统的退休模式正在悄然分化。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38亿,占总人口比重为23%。据学者预测,目前退休后仍在工作的超龄劳动者规模在8700万人至1.2亿人之间。

不想退出职场,他们去考证

薛前光的家里,留着女儿多年前的高中课本,家人总提议扔了,他却想着哪天自己拿起来读。几年前,他就在心里琢磨,退休后重新高考,选读中医专业,这个行业对大龄友好。或者辅导学生数理化,那些知识点和解题思路他还能信手拈来。当个运动健身博主也不错,最近几年他隔一天跑一次10公里。

退休后的种种去路,时常在他脑子里“冒一冒”。对薛前光来说,这些事儿都不难,也不用花太多精力,他有信心考上一所知名的中医药大学。他总觉得自己离退休“歇着”还差得远:身体硬朗,精神头也足,对当下流行的人工智能、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都饶有兴趣,遇到不了解的信息主动查寻。“突然让我什么都不干,脑子根本转不过来,”他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老年人。”

这些想法还未落地,被司法考试“截胡”。去年年中,薛前光在读博士的女儿发现科技与法律有交叉,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领域,便鼓动他报考法考。薛前光没有系统学过法律,不过他有些零散的兴趣,还有三次诉讼维权的经历。他独自写诉状、收集证据、上法庭,靠着自己摸索和快速学习,找准对方漏洞,三次诉讼都获得较满意的结果。

2025年6月30日,法考报名最后一天,薛前光提交了报名信息。此后两个多月,他通过刷题和看解析备考,一次通过考试。

63岁的赵灵(化名),退休12年,却从没觉得自己“退”了。每天早上8点多,赵灵在家打开电脑,进入远程工作状态。做财务报表、回复邮件,参加在线会议,跟客户和负责人打电话沟通等,一般忙碌到11点左右。赵灵做财务工作,月底月初和季末年末时会更忙碌一些,她早已习惯这种节奏。午饭后休息,晚上赵灵便去健身房跳操、游泳、打拳击或上杠铃课,一周运动四五次,强度比许多年轻人还大。

退休后,赵灵反而得到了更多自由。她找到了自己的舒适状态,生活里有50%-80%时间的放松和持续学习,其余时间继续工作“有点事干”。赵灵早就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新冠疫情期间,她在58岁时又考取了基金从业资格证。

这在旁人看来不免有些“折腾”,赵灵倒乐在其中,“我不喜欢早上一睁眼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围着一日三餐转,那样太没意思,早晚会用尽废退。”

退休后,能做什么工作

去年底,薛前光开启求职之路。前后联系了五六家律所,得到的回复并不乐观。直到薛前光在社交媒体看到一则招聘帖,要求年龄最好28岁以上,“上不封顶”,但希望学习能力强。薛前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联系对方。

这则招聘来自北京御执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井琛雅。井琛雅表示,看到薛前光的工作经历和研究生学历,这让她对薛前光的学习和工作能力“心中有了底儿”。

今年4月,薛前光拿到资格证后,正式进入这家律所实习。

井琛雅表示,薛前光的年龄虽然是他的一个标签,“但在我这儿,他的年龄代表的是资历,不是负资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毛宇飞指出,当下低龄老年群体的就业结构呈现明显的分层特征。具有高学历、高技能背景的专业人才,具有较强的职业竞争力。绝大多数普通老年劳动者,主要依赖体力或基础性服务技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更大的就业难度。“这两类群体在就业质量、收入水平及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差异较为显著,值得在未来政策制定和社会关注中给予更多重视。”

老年人的就业分层特征在数据中亦有体现。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在城镇就业人员中,不论是超龄男性或超龄女性劳动者,从事最多的是农、林、牧、渔业,其中60岁-64岁的男性占比11.9%,65岁以上男性占比是28.4%。60岁-64岁的女性占比13.1%,65岁以上女性占比25.5%。其次,是从事生产制造、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超龄劳动者从事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最低,60岁-64岁的男性占比1.3%,65岁以上男性占比0.9%,超龄女性劳动者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更低,60岁-64岁女性和65岁以上女性分别占比0.4%和0.3%。

他们为何退而不休

毛宇飞发现,当前低龄老年人中,一部分人选择继续就业并非出于经济压力,“他们更希望通过工作保持与社会的联结,实现个人价值。这种‘退而不休’的现象,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一种新常态”。

薛前光关于退休后的种种设想,考虑的首要因素都不是增加收入。他更希望充实人生,“看看还能做点什么事情,对别人有益有利,潜意识是希望继续为社会服务”。薛前光坦承,和年轻人不同,他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将来独立执业后,他还想着为他人提供一些法律援助服务,“人活着得到别人的认可,给别人提供帮助,自己也会感到满足。”

薛前光和赵灵都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正值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这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们,又恰逢赶上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互联网兴起等节点,他们经历了社会的深刻变革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

近几年,人口规模较大的60后相继退出劳动力市场。像薛前光和赵灵这样的低龄老人,接受过较高的教育,有技术在身或者学习能力强的专业人员,有一定积蓄和养老金待遇,子女晚婚晚育或者子女选择小家庭化,让他们更能从容选择“退而不休”。

几个月的工作接触下来,井琛雅发现,薛前光看材料的能力较强,能快速抓住案件的重点和突破口。共同商讨案件时,薛前光结合阅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对案件的方向和策略把握较为成熟。这是一般年轻律师不擅长的,“我们律所团队偏年轻,合伙人都是80后,正好互补。”

毛宇飞指出,以往形成的“上学—工作—退休”三段式人生路径,本质上是基于过去相对固定的寿命预期和产业形态而构建的。然而,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一位60岁退休的老年人可能仍拥有20年甚至更长的健康期,这为其人生发展提供了多阶段、多样化选择的可能性——“退休,不再意味着社会参与的终结,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人生‘第二赛道’的起点”。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