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夏天，日头毒得像要从天上泼下一盆火。知了在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叫得人心烦意乱。那年我刚上小学，最大的烦恼不是作业，而是头上那场“浩劫”。

起初只是头皮发痒，我也没在意，可后来那痒劲儿像千万只蚂蚁在爬，钻心透骨。母亲借着日头，拨开我的发丝一看，是头发上长虱子了。

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半碗煤油，那黑乎乎、粘稠的液体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她把我按在凳子上，那架势像是要进行一场神圣而严肃的仪式。

“忍一忍，洗了就不痒了。”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带着一种近乎愚昧的坚定。

冰凉的煤油顺着头顶浇下来，那种触感不像是在洗头，倒像是有人往我脑门上泼了一层胶水。煤油味瞬间冲进鼻腔，辣得我眼泪直流。

那晚，我没法睡觉，满屋子都是挥之不去的煤油味。那种味道渗进枕巾，渗进被褥，甚至好像渗进了骨头里。第二天醒来，头皮不仅没好，反而红肿起来，起了大片的水泡。那种火辣辣的痛盖过了痒，我顶着个红肿的大脑袋去上学，同学们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因为那股煤油味实在太冲了。

后来，母亲看我肿得像猪头的脑袋，也慌了神，不敢再用这“偏方”，只能用温热的盐水慢慢给我清洗。好在天热，伤口没感染，折腾了大半个月，头上的虱子才随着那些脱落的痂皮慢慢少了下去。

那股刺鼻的煤油味，早已从我的头发上散去，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年代的记忆里。

[湖北·武汉] 苏应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