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年，我二十五岁。

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不同意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我因此而顾虑重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汇给我两百元钱。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干什么的。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用钱去贿赂人心的。

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汇单的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当天，我取回了钱。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两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都被捂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说：“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

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我恨不得将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腔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头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变坏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告别时，我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