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三月，六十岁的曹操又一次翻身上马，率中军西出邺城，向汉中进发，亲征张鲁。同年八月，孙权趁曹操西征之际率众十万围攻合肥，张辽以八百死士在逍遥津杀得东吴人仰马翻……

这几乎是曹操一生的常态。从镇压黄巾到统一北方，再到晚年与孙刘周旋，他一生多次亲征，几乎每一场重要的战役，他都亲自上阵。西打汉中、东守合肥、北征乌桓、南拒孙权，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在四方战场上不停地旋转。

有人认为，曹操一辈子在战场之间奔波是因为他生性多疑、不肯放权。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曹操的频繁亲征，是个人能力、政治处境、军事制度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亲征是生存本能

在《三国志·武帝纪》中经常可以看到“公自征”“公征之”一类的表述，建安二年（197），宛城征张绣；建安三年（198），东征灭吕布；建安四年至五年（199-200），官渡之战全程亲征；建安十三年（208），南征刘表及赤壁之战；建安十七年至二十一年（212-216），四次南征孙权；建安二十年（215），西征张鲁。而在这些曹操亲自指挥的战役中，胜者是占绝大多数的。

这当然和曹操出众的个人能力有很大关系。年少时曹操就才武过人，博览群书，尤好读兵书，并对排兵布阵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史书中载：

（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异同杂语》）

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曹操是曹魏阵营中的军事最强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于曹操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筭，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

陈寿认为曹操称得上“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裴松之注引的《魏书》更是将其和孙子、吴起相比：

“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连曹操的对手诸葛亮也称赞曹操的计谋：“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后出师表》）后世的苏轼也称：“臣窃观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代滕甫论西夏书》）

史书中描写曹操临阵时的神态：“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战前从容镇定，战时雷霆万钧，正是顶尖军事统帅才有的心理素质。也正是这种超群的才能造就了他的不可替代性，而曹操本人对自己的军事能力也有着清晰的认知，并且非常自信，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正因为他精通兵法、战功卓著，他才自信能亲自掌控战局。换成任何一个部下统兵，曹操未必放心，他清楚自己和他人能力的差别，这种“非我不可”的自信，正是他频繁亲征的重要心理驱动力。

除了曹操的个人能力和性格，东汉末年复杂的政治环境也使曹操不得不选择亲征。东汉末年，朝廷权威崩溃，诸侯割据。曹操的地盘，西起关中，东至徐州，北抵塞外，南达荆襄，但仅仅靠着被迎到许昌的汉献帝是不能维护好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曹操虽然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天子在手，不等于权力在握。

天下人承认曹操的地位，不是因为他挂着“丞相”的头衔，而是因为他手里握着全国最强大的军队。一旦中军旁落，他的权臣地位将瞬间被架空，汉献帝会立刻翻脸，朝中反对派会蜂拥而起，各地的潜在对手会趁火打劫。而曹操晚年面临的对手也不是等闲之辈，刘备取益州、孙权据江东，都是当世枭雄。曹魏将领中，夏侯渊在定军山兵败身死，曹仁在樊城被关羽围困，几乎不支，这些关键战役的失败迫使曹操不得不频繁“救火”，这种解围式的亲征，都是政治形势倒逼的结果。

东汉都督制度的缺失

东汉本无常设的都督制。所谓“都督”，在东汉末年只是一种临时差遣，朝廷临时任命某官员督某州军事，任务完成即撤，没有固定的辖区和常设的机构。都督制起源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因为征伐四方，乃于出征时暂时设置“督军都御史”，简称督军、都督，以监督诸军。东汉以来有御史监军制度，曾或称都督，但却是监督之职，二者名同而实异。东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绲持节督扬、徐二州兵镇压九江“盗贼”，就是一例。此后，又以中郎将督军，更增加了军事统帅的因素。“都督”一名在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但有的是偏裨将校，有的则是一军元帅或一个军区的主将。

汉末董卓之乱后，州郡拥兵割据称雄，朝廷为了笼络他们，颁发以将军兼督数州或都督某州的称号。献帝建安二年（197）以袁绍为大将军，赐弓矢节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是最早见于史籍的持节都督。大约同时，曹操以程昱为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这种都督就成为统治地方的军政长官了。

曹魏都督制是在建安年间的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曹操权置都督诸军事，以统领、指挥原来互不相属的多支军队，但在曹操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督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在曹操生前，他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长期信任、独立镇守一方的大将体系，不是他不想设，是制度还没形成。东汉都督制度的缺失，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曹操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前线指挥权下放给可靠的大将。他只能亲自带着中军，哪里吃紧去哪里。

一旦曹操放权于将帅，宗室与外姓将领的派系矛盾恐怕会延误战事。曹操用人的逻辑非常清晰：宗亲领军做主将，外姓将领为副将。这种安排保证了军队的忠诚，但也埋下了隐患，宗室与外姓之间、不同派系的降将之间，矛盾从未消失。为了避免因内斗出现的战争失误，曹操亲征仍旧是最稳妥的办法。

三国群雄的困局

曹操如此，其他三国君主又何尝不是？孙权、曹丕、曹叡，无不奔波在亲征路上。如果说曹操亲征是因为能打、需要打，那么孙权的亲征就颇有些耐人寻味了。孙权的军事能力，在三国时代不是最弱的，但亲征指挥与野战进攻能力显著弱于曹操、刘备及孙策。从建安十三年（208）至青龙二年（234），孙权五次亲征合肥，但一次都没有攻克。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孙权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却被张辽以八百死士杀得溃不成军，甚至本人差点被俘。

那孙权为什么非要自己上？

这其实和江东特殊的部曲制有关系。孙吴政权内部，士兵是将领的部曲、私产。将领有多少话语权，和自己有多少士兵直接相关。孙权虽然是名义上的君主，但实际上只是大家名义上的统帅。周瑜、鲁肃、程普、吕蒙等将领各有各的部曲，各有各的盘算。如果孙权派周瑜或者吕蒙去打合肥，会出现什么情况？第一，淮泗将领一旦在合肥站稳脚跟，会不会拥兵自重、脱离孙权的控制？第二，江东本地世家凭什么出钱出粮为淮泗将领打仗？第三，如果某位将领在合肥之战中势力坐大，孙权还能不能压得住他？

所以在这个时期，孙权只能自己来。自己挂帅，意味着所有的战功都归于君主，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君主手中，军权不会旁落。

曹操的儿子曹丕、孙子曹叡，同样走上了亲征的老路。曹丕在黄初五年（224）、黄初六年（225）两次亲征东吴，曹叡在太和二年（228）亲临长安督战。但和曹操亲征的本质不同，他们不像曹操那样从零开始建立军队，他们是继承了先辈的军队。而继承来的权力，永远不如自己亲手建立的稳固。所以他们需要不断地出现在军队面前，不断地用亲征来拉拢人心，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支军队。

但在三国时代的后期，蜀国却出现了例外。刘备同样是一个靠亲征立身的君主，取益州、取汉中都是由他亲征，直至章武元年（221）的夷陵之战，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结果陆逊火烧连营，蜀军大败，刘备次年四月郁郁而终。临终前刘备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

这是一份几乎无条件的授权，刘备将年仅十七岁的刘禅和整个蜀汉政权，交给了诸葛亮，自此之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刘禅虽是皇帝，但所有政务都由诸葛亮决定，而诸葛亮又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绝对忠诚的能臣。

在这个层面上，刘禅作为蜀国君主就完全没有了亲征的必要。

第一，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刘禅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被保护”或者“被架空”的状态。

第二，刘禅本身的性格和能力也决定了他无法亲自率领军队。

诸葛亮的威望足以震慑群臣，所以蜀汉内部没有出现异心。换一个稍微有点雄心的皇帝，君臣之间早就生出嫌隙了。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庚子，六十六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这个一辈子奔波在路上的老人，终于在生命的终点停下了脚步。回顾曹操的一生，频繁亲征绝非“好战”二字可以概括，他亲征，是因为他确实能打，也因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不得不亲征。

三国群雄几乎都需要依靠亲征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万事纷杂、群雄逐鹿的年代，只有手握军权，才能获得实打实的权力。

赤帛生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