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国西路365弄5号，一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花园洋房，曾是中国现代航运先驱、一代船王董浩云在上海的居所。1937年，董浩云、顾丽真夫妇的长子在这里诞生，董浩云为他起名：董建华。

1997年，这位出生在上海的香港人，成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开启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时代。

2026年9月8日，董建华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船王之子

上海与香港文化相近、人文相亲，上海有条香港路，香港有条上海街。近代诸多香港名流，包括董浩云、唐翔千、包玉刚、邵逸夫、李达三、胡法光在内，都与上海渊源颇深。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董浩云航运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董氏父子的故事。1948年，董浩云举家迁到香港，开启海运事业。到了上世纪80年代，董浩云以拥有巨轮149艘，航线遍布全球的成绩，跻身世界七大船王之列。《纽约时报》对此评价，“董浩云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船东，即第一船王”。

2012年，纪念董浩云诞辰100周年活动在上海交大董浩云航运博物馆举行，董建华在致辞中说，父亲留给后代最重要的财富“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每一次到访，都是他对父亲航运兴国理想的一次深情回望。

董建华10岁时跟随家人定居香港，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1954年，他前往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其后转到美国，在当地生活工作10年，曾于美国通用电气任职。

1965年，董建华加入家族企业在纽约的分公司，负责开拓香港至欧美的航线，4年后返回香港协助打理家族生意。1982年父亲董浩云逝世，其家族公司、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公司之一的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交予董建华打理。

董氏家族集团是当时全球货柜轮、干货轮及油轮业最具规模的航运机构之一。当时正值全球航运业严重萧条，公司负债高达200多亿港元，濒临破产。面对绝境，董建华展现了非凡的胆识与谋略，于1985年底成功取得200多名债权人的支持推动债务重整，并在1986年获得霍英东9.3亿港元注资及所有债权银行协议，最终在1991年带领公司扭亏为盈，八年来首次重新派发股息，并于次年全面恢复盈利、赎回控制权。这段被媒体称为“八年抗战”的经历，成为他航运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

这段时间，董建华经历过企业重组、业务调整，也经历过企业回稳发展。很多人注意到，董建华进入政府后的很多决策，都与经营企业思路类似，“不能只处理眼前的问题，也要替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留出空间”。

董建华从商多年，具备国际视野，与美国等地政商界人士有良好关系，加上成功挽救家族企业，深谙危机处理之道，外界相信这是他获得中央赏识及各界支持参选特首的重要原因。

首任特首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那一天，60岁的董建华站在台上，举起右手，宣誓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从1997年到2005年，董建华担任了8年特首。如果把这8年放在香港历史中看，密度高得惊人：香港回归、亚洲金融风暴、住房政策调整、非典疫情、《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自由行、香港迪士尼、数码港和创科起步……许多影响香港之后二三十年的变化，都始于那几年。

可以说，董建华为香港留下的印记，不只在文本上，更在港人的工资单、住房、退休金账户和一座城市的长期规划中。很多当年的政策，后来变成了制度；很多制度，最后变成了港人的生活日常。

2002年，董建华连任行政长官。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经济走入低谷，为挽救经济，特区政府与中央商讨后，获批落实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刺激旅游零售等行业，香港经济渐见起色。

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期间，董建华共发表过8份施政报告，这8份报告虽各有特色，但无一例外地提倡认识祖国，鼓励以做中国人为荣。

董建华曾多次表示，出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那个历史性时刻都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一个60岁的人盼望的时刻，香港回归祖国了，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是非常兴奋的时刻，很感动很感动。”

他感慨做特首责任重大，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可以失败的实践。他始终坚信，祖国是香港最坚实的发展后盾，“一国两制”为香港赋予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越走越好。

当国家授予他“‘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时，时年82岁的董建华曾感动地落泪：“很感动！感谢国家给了我这样崇高的荣誉，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个人的，是很多很多香港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做出来的事情。”

在董建华看来，国家一直关心香港发展和落实“一国两制”，其成功实践更离不开广大港人的支持。“绝大多数港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国两制’对于国家、对于香港的重要意义，并在落实过程中经常提醒自己，有了一国，才有两制，这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董建华曾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爱国者。从我两岁一直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总是同我说，他说你看着，中国会越来越好的，你要有信心，一定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觉得光荣。”

董建华自幼便在民族危亡之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浓厚的家国情怀让他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上任之初，董建华推动多项长远政策，其中就包括推动中学母语教学。

离开特区政府后，董建华关注香港青年的成长，牵头成立“团结基金”，鼓励香港年轻人走出舒适区，多走进内地、认识祖国，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抓住时代发展红利。他相信，“一国两制”是香港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祖国永远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无论历经多少风雨，香港的未来始终光明。

随着年纪渐长，香港市民口中的“董伯伯”不再出现在电视里，公开露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年轻人对他的记忆，慢慢变成课本上的一张照片、香港回归时的一个印记。即便如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历史的第一页，永远写着他的名字。

同事追忆：“每到关键时候，他都会站出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曾与董建华长期共事。1997年香港回归，董建华出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谭耀宗获其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二人并肩投入香港回归之后平稳过渡的各项工作。

令谭耀宗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与疫情双重影响之际，董建华与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并担任总召集人。大联盟以“坚持一国两制，推动香港战胜艰难，重新出发，再创辉煌”为宗旨，团结16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凝聚社会共识，提振港人信心。

“每到关键的时候，他都会站出来推动，带领香港走出阴霾，继续发展。”谭耀宗说道。

谭耀宗最后一次见到董建华，是2021年“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彼时董建华亲临现场，部署联盟后续工作。

谭耀宗表示，此后董建华身体状况欠佳，极少出席公开活动。出于尊重家属意愿，不便上门探望，只能通过秘书转达问候，一别便是数年。

谈及董建华的为人品性，谭耀宗感慨，董建华为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待人真诚，几乎没有私人嗜好，全部精力都投入为国为港的事业当中。即便谭耀宗不再担任行政会议成员，董建华依旧时常约见他谈话，关心社会民生与他的工作，不断给予鼓励。

外界评价董建华“刚正不阿、宅心仁厚、以理服人”。谭耀宗回忆，共事多年，他从未见过董建华发火斥责他人。即便遇到令他生气的事情，最多只是语气加重，始终坚持以沟通说服解决问题。

“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来没有松懈。”在谭耀宗看来，董建华最突出的人格魅力，是勤勉务实，始终牵挂基层民众福祉。他着力推动公屋、居屋建设，加大教育资源投入，让更多香港学子获得读大学的机会，诸多民生举措令香港市民感念至今。

谭耀宗认为，出身航运世家，有海外生活经历，常年全球奔走的经历，赋予了董建华开阔长远的视野，看待问题眼光独到精准，善于借鉴海外经验为香港谋划长远未来。

谈及董建华的一生，谭耀宗说：“我觉得他一生鞠躬尽瘁，为国为民、为香港奉献自己。特别是对落实‘一国两制’，香港回归祖国、实现平稳过渡这个关键时期，他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