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工资的三重信号

继2025年中央文件里频繁出现“涨工资”信号以来,进入2026年,多个文件正在进一步细化具体内容。

7月印发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有多条关于工资改革的表述: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指导有条件的地区发布行业工资指导线;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最低工资立法研究。

同月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

8月以来,广东、云南、山西、新疆四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四川也在5月发布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调整频率明显加快

广东率先开始了此轮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

根据广东省政府文件,9月1日调整后,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类,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2680元/月,深圳2700元/月,仅次于上海的2740元/月。二类标准2300元/月,执行地区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省内其他城市执行第三类标准,2040元/月。

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25.4元/小时、21.9元/小时、20.2元/小时。相比2025年的标准,每小时上涨2元左右。

广东已经连续两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2021年底到2024年,广州2300元/月、深圳2360元/月。2025年3月,全省上调,广州上调至2500元/月,深圳为2520元/月。

新疆、云南也是连续两年上调。

2024年底,新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为1900元,2025年1月调整后,涨至2070元。最新标准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涨至2270元。

云南从2025年的2170元/月上调为2270元/月。

山西则是四年调了三次。三年前,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第一档是1980元,今年10月1日起将达到2350元。第三档也超过了2000元,为2150元/月。

按照2004年发布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在2015年发布的《进一步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中,改为每两年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梳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17年至今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统计,可以看到,以往,各省多三年一调,有的是四年。比如:山西从2017年10月至2021年9月,标准一直未变;云南2018年5月1日实行的标准,一直延续到2022年。

不过,近年来,调整频率明显加快。

近三年来,超过14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都是一年一调。

其他省市今年虽然没有出台新政策,但在2024年、2025年已连续调整过,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宁夏、内蒙古等地。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是各地自主设定的,也会参考可比地区的调整幅度,所以往往会“普涨”。但过高或过低水平,过快或过慢调整,都不利于充分就业和劳动者权益保护。

灵活就业纳入考量

与其他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通知相比,广东近两年的文件中都提到,要推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就业人员规模约7.25亿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2024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约有2亿人。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专委会副主任李干说,多部门曾发文希望灵活就业能适用最低工资标准,但最低工资标准属于典型的劳动基准,原则上只适用于劳动关系,执行难度较大。

若要在新业态适用最低工资标准,还需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与工作量的关系,这又涉及劳动定额管理。然而,不同订单的内容及完成的难易程度不同,确定劳动定额并不容易,若不论完成多少订单,都执行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也缺乏合理性。

李干认为,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上,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各地“含金量”不同。

多数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包含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费部分。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都不包含这两部分。

李干粗略计算,这意味着,很多人实际到手的钱,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5%左右。提高标准是一种显性手段,修改“含金量”则是一种隐性手段。

六省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

最低工资标准之外,另一个政策之手是企业工资指导线。

每年,各省份人社厅都会发布相关数据,包括上线、下线及基准线。

《贵州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政策解读》中提到,工资指导线属宏观指导政策,不具有强制性。

2026年以来,截至9月初,已有山西、四川、河南、湖南、吉林、贵州六省发布了最新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其中,吉林和湖南在征求意见稿阶段。

六省的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分别为:山西7%、四川5%、河南5.6%、吉林5%、贵州4.5%、湖南6%。

与2025年相比,只有山西上调了0.5%。河南下调了0.9%,贵州、吉林下调了0.5%,四川、湖南则保持不变。

这个不具有强制性的政策,体现出各地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务实判断。

李干认为,是否涨工资、涨多少,本质上应是一种市场行为,这以劳动者享有充分“用脚投票”的权利和能力为前提。

目前,过度内卷易导致这一前提受限,继而导致市场之手对工资的调节失灵,当市场之手失灵,政府之手可介入,但需评估介入的力度。

强化工资集体协商

此外,在今年政府文件关于“涨工资”的提法中,多次提到工资集体协商。

2000年,原劳动保障部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指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的工资标准、工资分配形式、调整幅度,奖金、津贴、补贴等内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协议。上文提到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就是协商的重要依据。

2026年4月,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宣布开展2026年度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

主要内容包括:推动已建工会的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力争百人以上企业单独签订集体合同率,动态保持在85%以上;重点产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普遍推进行业(区域)集体协商;深化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实现常态化、制度化等。

“动态保持在85%以上”这一量化指标是近年来在全国层面首次出现。宿迁总工会在积极开展集体协商的倡议书中,将这一指标进一步提到了95%以上。

针对工资集体协商,李干提醒,它容易演变成政府主导下、以完成行政指标为主要目标的、形式化的集体协商,还是要在过程中结合市场进行动态化调整。

梁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