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王茂荫的两次交集

公元1854年,时值茶季,北京的徽州茶商欲以宫廷购茶所得的“官票宝钞”至“天下第一税关”崇文门税关纳税,却遭税吏拒收。这一事件使马克思和王茂荫产生了交集。

第一次交集:

马克思《资本论》对王茂荫货币政策的引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信用货币时,写下了一条注释:“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其注释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这一引证的背后,是王茂荫一套完整的货币改革思想与实践。曹天生教授《王茂荫集·王侍郎遗稿》收录的《为钞不畅行请禁民用银折》显示,他彻底提出了:“为钞不畅行,请禁民用银专用钱钞并先博施济众以藉流通而裕国用事。”

同时,他系统规划了纸币发行与管理模式。《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记载其构想:“臣之初意不独京城银号各商欲令立一总局,以期上下流通,并欲令各省都会银号均立总局,以期往来流通。现在时势所阻,臣之意已不能行,各条章程皆系户部所定,不过收放之间稍有参酌。”

王茂荫提出的“可兑现纸币”方案及其“中央银行模式”雏形,因其触及现代信用货币与金融管理的核心,成为《资本论》中引证的中国金融思想案例,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资本论》中唯一被提及的中国人。其货币改革思想具有显著的前瞻性,但在腐朽的清朝体制下,这些触动统治根基的先进思想注定无法实现。

《再议钞法折》中的悲情陈词,正是其赤子之心与报国无门的真实写照:“抑臣更有请者,现行官票宝钞,虽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钞实由臣始,今兵丁之领钞而难行使者多怨臣,商民之因钞而致受累者多恨臣,凡论钞之弊而视为患害者莫不归咎于臣,凡论钞之利而迫欲畅行者又莫不责望于臣,而臣蒙恩擢任户部业经数月一无筹措,上负天恩,下辜民望,夙夜愧悚,实切难安,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而慰人心,庶几浮言稍息。臣虽废黜,不敢怨悔。”

其个人悲剧,深刻印证了封建制度难以进行实质性自我革新的历史困境。

第二次交集:

马克思茶叶关注的呼应

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卡尔·马克思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论述道:“无论商队运来的茶叶,还是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都是来自同一些灌木,同一些茶场:红茶主要来自福建省,花茶和绿茶主要来自安徽省。”

此论述与王茂荫的家族事业及清廷职务产生了具体关联。

马克思所称“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中,安徽省绿茶更准确的定位便是王茂荫家乡徽州的“屯绿”。王茂荫早年科场不顺,曾于道光十年(1830)赴北京通州先是管理家族“森盛茶庄”店务;后于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进士任户部主事。

据王茂荫族人、茶叶专家王郁风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出身业茶世家》中考证:“王茂荫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北京考中进士,同年即入户部任职,先后授主事、员外郎、监察御史和侍郎。在户部任职22年(1832-1854),那时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由广州口岸‘十三行’经营,而‘十三行’由清廷户部管理。王茂荫便是参与管理‘十三行’人员之一。”

王郁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茶业体系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制订和完善了我国制茶工业经济技术管理体系,创办《中华茶人》杂志,出版《中国茶叶五千年》《中国——茶的故乡》《中茶史录》《茶叶出口统计》等著作,为中国茶业发展留下宝贵文献,其考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海上茶叶输出的唯一渠道。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促使徽商“漂广东”从事茶叶出口。清代形成了以屯绿茶为主的出口体系,珠茶、雨茶、熙春等品类通过十三行销往欧美,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被销毁的茶叶即包含松萝茶和熙春茶。

《徽属茶务条陈》记载徽茶为出口大宗;康熙六十一年(1722),广州出口英国茶叶4500担,其中1500担为徽州松萝茶。明清之际,徽州作为中国的茶叶精制与贸易中心,堪称帝国的“茶务都会”,《茶酒论》中即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之说。

“万里茶道”与花茶创新

马克思所称“商队运来的茶叶”中,安徽花茶主要指泛徽州区域至德县的珠兰花茶。“万里茶道”自清代雍正五年(1727)《恰克图条约》签订后逐渐形成,其西线在咸丰年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开辟,专门贩运安徽至德县所产朱兰茶,经西疆运至库伦、塔尔巴哈台,再由俄商转贩欧洲。此线贸易虽不足十年,但马克思所言的安徽花茶正源于此。

西线花茶能成为成熟大宗商品,与王茂荫的创新密不可分。

王郁风《〈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出身茶业世家》考证指出:“王茂荫为官,出入清宫,了解慈禧辈泡茶时加入金银花、茉莉鲜花,增加香气的习惯。受此启发,他便仿用清宫用香茶薰制鼻烟的作法,用珠兰、茉莉等鲜花窨制徽州家乡的大方片茶,试销北京,深得八旗子弟和华北气候寒冷地区人们的赏识,故早期的花茶称为“香片”。

我国在明代有薰香茶的记载,但在市场上未形成规模商品,而在咸丰年间(1851-1861),北京地区陡然兴起花茶规模商品,逐步发展成统领三北茶市的大品种。森盛茶庄和王茂荫起了重要的引导与开拓作用。由于经营花茶时新品种获利较丰,带动徽州歙县人士到北方做茶叶生意,加之歙县在北京设立“歙县会馆”,便利科举士子居停和商业联系,故北京早期的茶庄大多都是歙县人士所开设,称为“徽帮”,其原因都与此有渊源关系。

王茂荫的货币与贸易视野

深厚的家世背景与丰富的从政阅历,共同塑造了王茂荫极具前瞻性的经济主张。

在《再议钞法折》中,他提出“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有益于国”的立法准则。这清晰地表明,其“民本”财经思想并非空泛的理论,而是源于对茶商等具体商业实践的深刻体察。

《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中的论述,体现了他超越时代的宏阔视野:“方今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异。”

在绝大多数同僚固守“华夷之辨”时,他已清醒认识到全球列国竞争的新格局,其“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对传统天下观的突破,更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认知。

通商为安民治国之本。在《请筹通商以安民业折》中他强调:“窃思京城为根本重地,必得商贾流通,百货云集,方足以安民生。”王茂荫将商业繁荣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

货币流通依赖于商人。在《再议钞法折》中深刻指出:“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行。”认识到商人及商业运营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贸易需行银票以便流通。主张“现行银票、钱钞,均属天下通行。而行远,要以银票为宜。欲求行远,必赖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银可取。”洞察到信用工具对拓展外贸的重要性。

洞察西方经济侵略,主张斗智争利权。在《请酌量变通钱法片》中敏锐指出:“彼夷人乃从容而以钱易银,贱入而贵出之,即此一端,利权已全为所操,他且勿论。此事无从斗力,惟宜斗智。”识破了西方通过货币兑换进行经济掠夺的本质。

主张学习西方,寻求御夷之法:秉持开放务实的态度,主张学习西方长处,《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中强调“法赖人行,则更须求人之法”,将人才视为实施新法的关键。

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王茂荫上《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其开放务实、寻求自强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言“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的历史判断相呼应,预示着古老中国必然在变革中重获新生。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正如“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中的货币思想、生产与贸易体系同样“具有光辉历史意义”。

曾经,马克思、恩格斯期待“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今天,曙光已化为朗照东方的皓日当空。

王潮涌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