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画像
四明是宋代明州(今浙江宁波一带)的别称,南宋时属两浙东路,因为临近临安,又是南宋对高丽、日本等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明州成为南宋时期士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在四明士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曾经撑起南宋半壁朝堂的四明史氏。
在其家族成员之中,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祖孙三代先后出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五朝,而且三人皆担任过宰相。那么,四明史氏是如何崛起成为南宋第一豪门的呢?
史氏背后的女人
按照史氏族中的说法,四明史氏可以追溯至溧阳史氏,但有历史学者认为,这只是北宋末年地方士大夫集团为了缓解出身焦虑而进行的附会,借此抬高身份。而关于迁鄞始祖的身份,说法并不统一,有一说是史惟则,一说是其子史成,二人生平事迹俱不详。真正让四明史氏进入历史视野的,是史成的儿子史简。
史简(1035-1057)早年师从明州第一代教育家王致,学问渊博,得当地解元叶世儒赏识,被招为孙女婿,以弱冠之龄入州县衙门供职胥吏。然而天不假年,史简二十二岁便撒手人寰,只留下一个未出世的遗腹子。这时候的史家还很落魄,史简的去世无疑雪上加霜,全家只靠史简的妻子叶氏一人支撑。
但史氏的崛起也正是从叶氏的独自支撑开始的。她十九岁嫁给史简,二十五岁开始守寡,独自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她带着遗腹子史诏,从城内洗马桥迁居大田山(今鄞州东吴镇大涵山),后又迁至东钱湖东岸的下水村,在此含辛茹苦养育儿子。
史诏(1057-1129)自幼受母亲叶氏严教,饱读诗书,师从家乡名学者楼郁,对母亲极为孝顺,与母亲一起隐居乡里。他孝敬母亲,居乡有德,乡民有争斗,都到史诏处请求裁决,不去官府。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以“八行”取士,八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中(忠)、和”八种道德品质。史诏的名声被地方官上报朝廷,徽宗闻讯后两次下诏,征召他入朝为官,史诏却都“避而不就”,理由是母亲年迈,不忍远离,朝廷只好赐其“八行高士”的称号。
史诏自己虽未入仕,却为家族奠定了最重要的根基,“孝、友、睦、姻、任、恤、忠、和”也成为史家的家训,史称“八行垂训”。正是这套家训,让这个破落家族从白屋之中长出了真正的脊梁。
中兴之相
史诏育有五子:师仲、师才、师木、师禾、师光。次子史师才南宋时官至签书枢密院事,这是四明史氏历史上第一位高级官僚。但真正让史氏进入南宋权力中心的,是师仲之子——史浩(1106-1194)。
但史浩最该读书的年纪却是在动荡和贫穷中度过的,十九岁时史浩的父亲师仲逝世,不久后建炎四年(1130),金人攻陷明州,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史浩只能带着祖父史诏和一家人避难于海上,回家后不久,史诏终因经受不起战火的惊吓和奔波的劳累去世,史浩为之守孝三年,即使家中贫困潦倒,也没有接受叔父的接济。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史浩考上进士已经是绍兴十四年(1144)。据《宋史》记载,他先从温州教授入朝,历任太学正、国子博士,后因向宋高宗建议立太子而获知重用。南宋初年,靖康之变后皇统几近断绝,只能从宋太祖后人中遴选出赵伯琮(普安郡王)与赵伯玖(恩平郡王)二人为养子。据传闻,在史浩担任两人的老师时,为了确定太子人选曾巧设“书帖”与“宫女”二事:一、命两位郡王各抄五百遍《兰亭序》;二、挑选20名绝色美人送给两位郡王
最终的结果高下立判,赵伯琮交了七百篇亲手抄写的《兰亭序》,而赵伯玖一个字也没写。此外,宋高宗事后突击召回所有宫女,唯有赵伯琮府上的美女仍是完璧之身。结果显而易见,赵伯琮被立为皇太子后改名赵昚,即后来的宋孝宗。史浩也因此成为孝宗最为信任的老师。
绍兴三十年(1160)普安郡王被立为皇子,进封为建王,史浩暂代建王府教授。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史浩任参知政事,隆兴元年(1163)拜尚书右仆射(右丞相)。一个僻居江南的小家族,诞生了第一位宰相。
史浩在朝期间,做了一件对南宋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即为岳飞平反。史浩明言岳飞冤狱应当昭雪、恢复原有官爵、照顾其子孙,孝宗一一听从。
史浩既是孝宗继位前朝夕相处、悉心教诲的建王府直讲,也是孝宗继位初期独当一面的大臣。隆兴北伐前夕,他竭力阻止贸然出兵,对孝宗说:“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图侥幸。”后来北伐失败孝宗追悔,证明史浩的审慎很有远见。
他的一生成就了一个时代,一个从秦桧时代的压抑走向中兴、从苟安走向敢言的时代,成就了孝宗一朝“志复中原”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浩不仅是四明史氏的开道者,也是南宋政治转轨的重要见证者。
权相风云
史浩奠定了史家的政治地位,而真正把这个家族推向权力巅峰的,是他的第三子,史弥远。
史弥远(1164-1233),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开禧三年(1207),权臣韩侂胄发动北伐失败,金人指名索要韩侂胄人头。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嗅到了翻盘的机会,秘密联络杨皇后,伪造御批密旨,指使禁军将领夏震在杭州玉津园将韩侂胄槌杀于道旁,随后割下首级函送金廷,换取和议,签订了嘉定和议。从此,史弥远跻身宰辅,开启了长达二十六年的专政生涯。
在史弥远的种种专权行为中,最骇人听闻的,当属嘉定十七年(1224)的矫诏废立。
宁宗病笃,原立皇子赵竑。但赵竑与史弥远不睦,曾书于几案之上,“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私下呼史弥远为“新恩”,意谓日后定将其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或恩州(今广东阳江)。史弥远闻知大惊,密谋废立,遣心腹余天锡自绍兴访觅宗室子弟以备替换。余天锡找到宗室赵与莒,史弥远将其改名赵贵诚,立为沂王之后。宁宗驾崩后,史弥远与杨皇后内外勾结,矫诏废赵竑为济王,出居湖州,改立赵贵诚为帝,更名赵昀,是为宋理宗。次年正月,湖州士人潘壬等拥立赵竑未遂,史弥远随即派人逼赵竑自缢,对外诡称其“病死”。至此,宋代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矫诏废立事件就这样完成了。
史弥远用一把血腥的斧子劈开了南宋政局的大门,从此牢牢坐稳了相位。理宗登基后,为感恩戴德,又让他专权九年。史弥远擅政期间,外对金国屈服妥协,内对百姓疯狂掠夺。他推行纸币新政,大量印造新会子,导致币值暴跌,物价飞涨,民间怨声载道。在他执政期间,南宋版图频遭金蒙双向挤压,国家经济迅速破败。
与史弥远相比,史氏的最后一位宰相则显得务实很多。
史氏第三代宰相史嵩之(1189-1257),字子由,为史浩从孙、史弥远侄子。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是南宋为数不多在军事上有造诣的文官,多年经营襄阳,曾任襄阳通判、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绍定年间(1228-1233),金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节节败退,苟延残喘于蔡州一隅。蒙古遣使约南宋共同灭金。
绍定六年(1233),史嵩之派兵攻占邓州等地,大破金军武仙所部于马蹬山,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往蜀地的退路,然后在蒙古军的配合下会攻蔡州。次年正月,金哀宗自缢,金亡。但史嵩之随即提出一个清醒的判断,认为真正的大敌已从金人换成了蒙古人,战争远未结束,绝不可轻易北上与蒙古正面冲突。因此,他坚决反对仓促北伐的“端平入洛”行动,认为此举兵力未盛、粮草不继,只会激怒蒙古。历史的结局验证了他的判断。“端平入洛”甫一展开,蒙古便以南宋背盟为口实大举南侵,宋蒙战争自此全面爆发。史嵩之在前线一面抗击蒙古,一面任用孟珙等名将,在襄阳、荆湖一带屡挫敌人锐气。
嘉熙三年(1239),史嵩之以功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成为南宋最高军职者之一,但行事专断,其与乔行简、李宗勉共同掌权,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
史嵩之与史弥远不同。史弥远以权术闻名,史嵩之却以一己之力在南宋与蒙古的战争一线撑起了大半国防。
从史简英年早逝,一个家门摇摇欲坠,到史浩“定策”孝宗开创中兴,再到史弥远擅权二十六年,最后到史嵩之在宋蒙战争的前线抵御外敌,四明史氏的百年荣辱,已彻底嵌入南宋王朝的一百五十余年兴衰之中。
家族最盛时,百余年间出了三位宰相、两位追封的王、五位尚书、七十二位进士,朝中大小官员超过两百人出自史门。其权势之鼎盛,以至于“满朝文武,半出史门”在当时的临安城绝非一句空话。
随着南宋王朝的衰落,史氏家族也走向了不可避免的下坡路。德祐二年(1276),临安城破,南宋亡。这个曾与王朝“共始终”的家族,最终也随着王朝的覆灭而四散飘零。赤帛生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