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多于驴”?

读懂调侃背后的真实焦虑

□熊丙奇

新闻事件:近日,一则“中国博士人数已经超过驴的存栏量”的段子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文章把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对比:我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超120万,而国内驴的存栏量持续下降,预计跌破120万头,由此衍生出“博士比驴多”的戏谑说法,引来大量网友转发与自嘲。

这一对比属于博眼球的简单类比,但这个网络热梗的流行,折射出大众对于博士扩招、学历内卷、人才供需错配的集体焦虑,值得认真审视。

从数据来看,恢复学位制度以来,中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突破120万。纵向对比,博士招生规模扩张十分显著:2015年博士招生7.44万人,到2025年已达到20.16万人,十一年增长约1.7倍;在学博士生从2016年的34.2万人增至75.36万人,毕业博士生从2016年的5.5万人增至11.29万人,翻了一番有余。但放到全球横向对比,我国拥有博士学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足0.12%,远低于美国的2.09%、德国的1.51%、英国的1.08%。从总量层面看,我国博士人才并非总量过剩,而是分布不均、供需错配。博士大量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就业选择高度扎堆高校、医疗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显示,博士生进入高等院校就业的比例高达45.55%,大量学生挤向有限的学术岗位,由此催生“博士内卷、学历贬值”的直观感受。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年-2035年)》提出,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这个方向本身符合国家战略人才培养需求。人工智能、半导体、低空经济、量子计算等前沿产业,仍然急需大量高层次理工科博士人才。但发展博士教育,绝不等于简单追求规模扩张、学位数量增长。当前博士教育存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制约人才培养质量。

总而言之,“博士多于驴”只是一句调侃,但它背后的焦虑真实存在。我国博士教育下一步的核心,不是继续扩大规模,而是应调整结构、完善制度、提升质量。要校正高校办学导向,破除把博士点数量等同于办学水平的评价;优化导师制度与科研经费支持,让青年学者有条件独立带教,让博士生既能接受严格学术训练,又不至于沦为课题打工者;改革博士毕业评价机制,破除唯论文;大力发展专业学位博士,真正落实双导师制和产教融合,建立科学的实践成果认定标准,而不是照搬学术博士模式;同时完善博士生心理支持与权益保障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育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消解社会对“学历通胀”的焦虑,让博士学位回归人才能力本身,而不是单纯的身份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