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从“咸平之治”到“天书封禅”

宋真宗画像

提起宋真宗赵恒,人们第一时间想起的,往往是相传由他创作的那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些诗句,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真宗为何如此重视读书呢?这要从他登基时的历史环境说起。

他即位时,宋朝立国尚不足四十年。此前是长达七十余年的五代十国乱世,战火纷飞,百姓困苦,亟须休养生息。宋朝因此确立了稳国之策——重文抑武。

宋真宗即位后,严格执行这一国策,恪守“以文化成天下”和“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宗之法。他以帝王之尊,率先垂范,引领风尚,鼓励全天下人都爱书、亲书,营造全民读书的氛围。

执政期间,他不但牵头组织“讲座”,更寄厚望于推崇文治,期盼构建长治久安、文风淳厚的太平治世。

◎爱书惜才 文化兴国

宋真宗的读书岁月自七岁起,最先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当太子期间,其心智已成熟,不但遍读了《九经》,更是对《尚书》情有独钟,反复研读了十四遍。而且,在东宫的殿内、书案和书架上,典籍和笔墨随处备用,便于阅读和批注。

当皇帝后,他并未因国事而丢了书本,在位二十余年,哪怕是外出巡幸或举行大典期间,他也从未中断经筵。身体偶恙,他就将学士召至床榻前为他讲史。晚年病重时,崇政殿中还存放着他批注的典籍和手书。

宋真宗爱读书,选拔人才,更是注重、赏识饱读之士。晏殊14岁时,宋真宗得知他勤奋好学,格外青睐,殿试时不因其年少而罢考,反而破格赐进士出身。之后了解到晏殊每日回家即闭门读书,并不热衷于迎来送往,遂再次提拔他任太子的老师,还常以他为例,勉励群臣多读书。

极力推动文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给寒门子弟晋升提供了机会。那时,各种优质资源、读书资格均垄断在豪门世家大族手中,宋真宗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大力提倡读书有用论,激励穷家子弟多读书,通过读书获取知识、改变命运。

◎亲撰文稿不懈怠

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就下诏,命王钦若、杨亿等十八位文臣编纂一部大书,时间跨度自上古至五代,要求只采正史与六经,野史杂谈一概不收。历时八年,汇成千卷巨著《册府元龟》,他亲撰序言,推荐这套“北宋的帝王治国教科书”。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借鉴了不少书中的珍贵史料。

这部大书以历代帝王治国与君臣善恶、得失为内容,最初定名《君臣事迹》,专供皇室子弟与大臣阅读,要求皇室子孙“以史为书,以书为鉴”,读史书、明是非,把读书当作帝王必修课。

他曾深夜召大文豪杨亿入宫畅谈,搬出数筐文稿:“你熟悉我的笔迹。这些都是朕亲手起草的底稿,从没有让大臣代笔。”关乎国体民心的诏书,他斟酌文字,亲力亲为,既是勤政也是对文字的敬畏。

对皇家藏书的校勘抄写,真宗更是严之又严,时常抽查,发现错字漏字当场责罚,合格者奖励提拔。

南朝至唐代的千卷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也在真宗朝完成校勘刻印。他亲撰序言,高度评价历代文人文章,营造了当朝对前代文学典籍系统整理与传承的学术氛围。

从编修巨著到亲拟诏书,从严校藏书到整理文学总集,宋真宗身体力行践行“以文化成天下”。

◎倡讲学 修书院

设立经筵讲学,最初始于太宗朝,但正式设置侍讲学士,并将经筵讲官制度固定下来,始于真宗。他作为皇帝,毫不懈怠,用制度完善了皇帝读书的路径,为后世皇帝树立了榜样。

咸平元年(998年),儒生发现好多古籍版本多有讹误,一向重视学问的宋真宗得到奏报,就选派官员详加校勘,同时要求访求精通经义的学者。有人举荐崔颐正,真宗十分重视:“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皇帝亲临现场听讲,这对学者是莫大的荣誉。崔颐正在后苑开讲《尚书·大禹谟》,皇帝赐给他五品官服。听罢讲课后,他专门总结,对辅臣讲:“颐正讲诵甚精,卿等更于班行中选经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来。”即日起,每天令崔颐正赴御书院侍讲,从无间断。宋真宗为充实讲学队伍,又召孙奭、冯元等饱学之士轮流入侍,对经史大义反复质疑问难。这时候的宋真宗,俨然就是个孜孜不倦的大儒。

讲学的形式多种多样。为培养皇家子弟,他挑选耆儒、名臣在资善堂开讲座,详细讲读书史,将北宋培育王储制度化、长期化。

宋真宗深知,治国之要在人才,人才之兴在学院。他不遗余力地支持民间书院,先后向天下四大书院中的三所亲赐匾额或御书:咸平四年(1001年),他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又赐《释文》《史记》《玉篇》等大量典籍,并让书院专门修建“御书楼”收藏这批御赐书籍,这座楼至今留存,成为书院千年文脉的见证。

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书库,询问雕刻经书版片的数量,国子监祭酒邢昺回答:“立国初期还不足四千片,现在已存有十余万。经、传、正义很完备。普通读书人家里也有,这真是读书人遇到了最好的盛世。”

◎抢救珍本 藏书不倦

宋真宗爱读书,更懂得藏书的重要性。他在皇宫中修建了专门的藏书楼——龙图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龙图阁分为上下两层,其中仅“子书阁”收藏的诸子百家著作,就多达10362卷。龙图阁后来成为北宋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名臣包拯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后世称“包龙图”,即源于此。

为搜集、补齐五代战乱中散失的典籍,宋真宗下诏:民间献出散失古籍者,按卷数给赏。献书五百卷以上的,赐绢帛,还可授官。受到这种奖赏的鼓舞,百姓纷纷主动献书,让许多濒临失传的孤本、珍籍,得以被皇家收藏。

宋真宗还下令各州、府、军、监都建立官办藏书机构,专门拨付经费购置经史典籍,供当地官吏、学子借阅。这是中国古代较早面向地方官吏、学子开放的官办藏书举措,推动典籍走出内廷,惠及地方读书人。

宋真宗酷爱搜集书籍,每遇孤本珍品,必定命人精心抄写,一式两份:一份入库收藏,一份留给自己细致阅读。他还招募了数百人的抄写员,专门负责抄录整理皇家藏书,大大降低了孤本失传的风险。

◎迷失心智 自造“天书”

辽国与宋朝的拉锯战持续多年,景德元年(1004年),当辽国二十万铁骑再次南下,兵锋直指澶州(今河南濮阳)时,一直相信书本治国的宋真宗慌了神。

他自小习惯的是翰林院的墨香,而不是边关的狼烟。但他更不想让大宋基业毁在自己手里,宰相寇准极力主战,最终强谏宋真宗亲征。

御驾亲征,将士勇猛,辽军锐气顿挫,双方陷入对峙。最后,他主动派人向辽军议和,双方签订“澶渊之盟”,宋朝每年向辽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均为兄弟之国,各守疆界,互不侵扰。

王钦若趁机向真宗进言,称这是“城下之盟”,以此勾起真宗心中的不快,于是,在王钦若等人的怂恿下,他煞有介事地导演了“天书”祥瑞事件。

公元1008年,有司来报:承天门南鸱尾上发现一束黄帛。宋真宗心领神会,当即召集群臣,用沉稳而认真的语气给群臣描述:去年十一月一天夜里,他刚刚就寝,忽见殿内火光耀眼,一位神仙翩翩而至,告诉他天大的好消息,只需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天庭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

宋真宗绘声绘色地讲这个故事给群臣听,无非证明他和上天的感应。现在果然有黄帛从天而降,大家兴奋地随着皇帝恭迎天书,打开黄帛,上面果然写着激励人心的话:“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大臣们一听,大宋江山能传七百年,这真是盛世之兆,纷纷上言恭贺。宋真宗龙颜大悦,当即下诏宣布,改元“大中祥符”。

有了天书,自然要感谢上天赐福。准备了十个月后,宋真宗率阵容浩大的群臣从开封浩浩荡荡出发,沿途耗费巨大,朝野震动。

十七天后,大队人马抵达泰山。他容光焕发,从山门徒步登顶,将“天书”和太祖、太宗的牌位置于祭坛,高声诵读封禅书,山下群臣高呼万岁。这是大宋最高级别的礼仪,封禅大典持续了四十七天。

爱好读书的宋真宗,这次以“书”之名,奢侈地讲究排场,花费达八百三十余万贯。之后宋真宗又西祀汾阴、南祭老子,耗费浩大,将本来丰盈的国库掏得所剩无几。

这场“天书”闹剧,持续了十四年。宋真宗在这谎言中越陷越深,从起初的“怏怏不乐”变为后来的自我沉醉,甚至转向研究长生之术,试图在虚幻中逃避帝王的重负。

当年写下《劝学诗》、鼓励百姓“六经勤向窗前读”的那个皇帝,在一片祥瑞的喧天锣鼓中迷失得越来越远……

吕志勇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