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珀

二十世纪上半叶,哈尔滨在极短的时间内由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村落群迅速发展成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并且成为中国赴苏俄和欧洲的中转枢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文化名人途经哈尔滨赴苏俄或欧洲，近距离观察这座华洋杂处、开放包容，中西文化交融的现代都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瞿秋白发表《哈尔滨四日之闻见》称：“客栈价钱同北京头等客栈差不多”

1920年10月20日，瞿秋白与俄文专修馆（简称“俄专”）同学俞颂华、李宗武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俄(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考察，探索苏俄革命经验，途中来到哈尔滨。因满洲里通往赤塔的铁路桥梁被白匪军谢苗诺夫残部破坏，火车不通，瞿秋白等人在道里“福顺栈”暂住。瞿秋白在哈停留50多天，他说在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的空气”，应邀参加了哈尔滨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东铁路工人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集会，并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

在哈尔滨期间，瞿秋白为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撰写多篇通讯，其中第一篇文章就是《哈尔滨四日之闻见》。

瞿秋白在文章的开头即写道：“我们从北京起程到哈尔滨，路程并不算远，途中仿佛已经经过三国。”瞿秋白进一步解释道：“因为从天津到奉天走的是京奉路，我们带的天津中国银行钞票还可以用。从奉天到长春走的是南满，必须预先换好金票（日本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却是中东路，必须用现洋或哈尔滨银行钞票。我们幸而事前都打听明白，不至于临时发生困难。”瞿秋白后来在《饿乡纪程》一书中也写道：“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

来到哈尔滨后，瞿秋白的第一印象竟是“住的客栈非常之糟，价钱却同北京的头等客栈差不多”。《饿乡纪程》一书中记叙为“哈尔滨生活程度异常之高，一间房两块钱一天，一顿饭——很坏很坏的——一元几角钱，我们三人一天至少五六元花费”。

瞿秋白发现，“哈尔滨久已是俄国人的商埠，中国和俄国的商业显然分出两个区域”（瞿秋白著，《饿乡纪程》第七章）。关于当时哈尔滨货币流通的混乱，瞿秋白介绍道：“以前市面上以俄国卢布为单位（中东铁路买票也用卢布），直到今年四月才改用中国大洋”。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拾圆钞票上有“哈尔滨”“凭票即付中华民国国币拾圆正”字样，俗称“哈大洋”。瞿秋白还注意到，中国、交通银行“并且发行辅币纸票从一毛到五毛，毛钱以下还有一种有孔的铜元作大洋一分。日本银行的老头票（即金票），也可以通用，价格比大洋稍低。大概中国人使用大洋，外国人使用老头票。所有银钱来往，完全以大洋计算，没有别的货币混淆，日本钞票的价格也不十分混乱。以前俄国人都用卢布，现在卢布低落到极点，并无行市可言，市面上也不能通用了”。

他还提到哈尔滨的教育、文化等状况，至于中外人口的构成，文章中也有介绍，“哈尔滨中国人约十余万”，“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余人，却也很有势力。满街插着日本旗的汽车、红十字会车、兵车，触目皆是”。“俄国人非常之多，满街都是”。据《哈尔滨市志·人口》记载，1920年哈尔滨俄侨人口为131075人，日侨人口为7133人。1922年—1924年哈尔滨全境人口从38.02万人下降为28.3万人。最后，瞿秋白写道:“这是我们到哈尔滨四天以内的见闻琐事，不能做有系统的调查记载，对于读者是很抱歉的”。朱自清在写给叶圣陶的信中介绍：“这里人大都会说俄国话”

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从北平出发赴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五国。当时从中国赴欧洲，有陆路和海路两种选择，朱自清选择走陆路，在哈尔滨做短暂停留后继续坐火车从满洲里出境，穿越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再到波兰、巴黎等地，最后抵达英国。

8月24日，朱自清来到哈尔滨，在写给友人叶圣陶的信中，朱自清介绍道：“南岗是住宅区，据说建筑别有风味；可惜我们去时，在没月亮的晚上。道外是中国式的市街，我们只走过十分钟。我所知的哈尔滨，是哈尔滨的道里，我们住的地方”。

对于哈尔滨的平民百姓娴习俄语，朱自清印象深刻，“这里人大都会说俄国话，即使是卖扫帚的。他们又大都有些外国规矩，如应诺时的‘哼哼’，及保持市街清洁之类”。形成此种状况，颇有渊源，中东铁路当局支持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及其董事会长期把持道里、南岗的市政管理权，俄语为官方及民间的通用语言，即便是成立了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中国政府收回了市政权，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机关文件华俄文字并用,就连招牌上的中文，也多是俄语译音，如“你吉达”“民娘九尔”等。

朱自清在信中还提到了当时的哈尔滨特别市公园（今兆麟公园），说里面有许多花坛，用各色花拼成种种对称的图案。

另外，朱自清感到新奇的是，“这里的路都由石块筑成”，“尘土少是真的”，“这里还有一样便宜的东西，便是俄国菜”。朱自清还提到太阳岛和哈尔滨独具特色的野游，“江中有一太阳岛，夏天人很多，往往带着一家子人去。岛上最好的玩意自然是游泳，其次许就算划船。”

1934年，季羡林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邀请，任国文教员。1935年9月，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在《一生的远行》（后收入《留德十年》）一文中，季羡林开宗明义指出：“我们必须在哈尔滨住上几天，置办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这在当时几乎是人人照办的。”

对季羡林这个时年24岁的青年学子而言，这或许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出远门，他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第一印象是，这座城市很有趣。楼房高耸，街道宽敞，到处都能看到俄国人，这些人中“有贵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坏，差别相当大。”

关于置办旅途中吃的东西，季羡林写道：“大街上有许多白俄开的铺子，你只要走进去，说明来意，立刻就能买到一大篮子装好的食品。主体是几个重七八斤的‘大列巴’，辅之以一两根同样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另外再配上几个罐头，共约四五十斤重，足供在西伯利亚火车上约莫八九天之用。”他还提到，“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两旁高楼大厦的地下室里，有许许多多的俄餐馆，主人都是白俄，服务确实热情周到，饭菜精美便宜。”

我们不难发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已经发展成为开放包容、华洋杂处、经济发达，中西文化交融的国际化都市。朱自清更对俄国人愿意逛街发出慨叹，“俄国人，至少在哈尔滨，像是与街有不解缘。在巴黎伦敦最热闹的路上，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罢了”，由此时人也把哈尔滨誉为“东方莫斯科”“中国小巴黎”。

（作者工作单位：哈尔滨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