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静伟

本来发生在洛阳的广场舞大爷大妈与篮球少年争夺篮球场事件，就已经让“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的论调甚嚣尘上，最近发生的跳河老人要拉救他的年轻民警垫背的新闻，更是让一些人惊呼：“坏人不止是变老了，而且开始杀人了”。

我觉得这么说的人，要么就是出于无知，以偏概全；要么就是由于无耻，有失厚道。

要知道，拉年轻民警垫背去死的老人，只是那一个；洛阳的广场舞大爷大妈，也只是那一群。群众里面有坏人，和群众是坏人能是一回事嘛？可是我们要判断群众里面有坏人，需要的是火眼金睛和一颗秉公而断的良心；而我们说群众是坏人，只需要铁齿铜牙和一副进水的脑子。

正是这种人的劣根性和思维惰性，让我们常常会在事实判断都没有做清楚的情况下，就急于做道德判断、价值判断，把他人踩在自己的脚下，让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所以一旦有负面新闻出来，我们一个个都是急着谴责，而疏于自省，似乎找到一个指责的对象，就可以推卸自己的道德责任。

当我们认定“老人变坏”，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给他们让座；当我们声称“坏人变老”，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不加救助甚至羞辱谩骂。

我们习惯于把人和事标签化，往往是因为便于区分和攻击：先把别人定义成妖精，然后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妖精。

而当我们这么说、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排除在外的，我们不会认为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及同样会慢慢变老的自己，也是这“坏人”中的一群。我们总是把道德当成别人的“紧箍咒”，到了自己这里，却成了“松紧带”。

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的这些说法和做法，实际是将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老人群体，简单粗暴地置于道德和舆论的审判席上，而且还是缺席审判。让本来就更敏感、更脆弱的老年人，陷入更加尴尬、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境地。

这些年，“老人变坏”、“坏人变老”说法的流行，很大一个原因是主流话语权不在老人手中，他们没有能力、没有途径来为自己声辩，在舆论的漩涡和声浪中，他们只是沉默的螺旋。其实他们只需要问一句：说我们老人坏，你们年轻人就真的好吗？

只要我们认真盘点社会上的负面新闻和典型案件，就会发现老年人犯的错，并不比中青年人多，只不过因为老年人身份的特殊，往往一旦有事件出来，就会成为新闻的焦点，加上一些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有意无意的引导，所以才会把本该乐享天年的老人，引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我之前就说过，“老人变坏”、“坏人变老”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老不是原因，坏才是根本。你能想象一个一生善良的人，到老了，突然变成一个大坏蛋？如果真变了，那很可能是病变，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谩骂。而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群体中，都有好人、坏人，或者说人性复杂的人。

小的时候我们有熊孩子，再长大点儿，就成了熊男生、熊女生，等他们结婚生子，就是熊家长，当他们老了，就是熊大爷、熊大妈……“江山代有熊人出，各领混账数十年”，说白了，他们就是“熊的传人”啊！

我们对于任何一件事物性质的判断，都不应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你看到洛阳的广场舞大爷大妈霸占篮球场，可你有没有看到还有另外一支老年篮球队，特意赶去为年轻人声援助威？你看到跳河老人要拉年轻警察垫背，可你有没有深思什么样的经历让他变得如此怨毒？这样的他，是因为精神有病还是心理变态？是一直坏还是一时坏？

如果这些事实都没有厘清，就急着谴责谩骂，可能这个世界不但没有少了坏，反而更多了恨。

人之为人，就在于除了对于现象的关注，更多的是对本质的追问。我们把注意力盯在行为人而不是行为本身，其实是倒果为因，本末倒置。

盯着老，是一篙子打一船人；揪住坏，才是抓住问题的关键。

我们不能阻挡自己变老，但我们却可以预防自己变坏。

就像汤因比所说：“一个人只有首先在精神上能够自我控制，才能处理好与同胞的社会关系。良知是个人素质，不是集体素质。一个社会的精神水准不可能高于社会成员的平均水准；只有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集体水准才能提升。”

我们不能总是把道德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关键是要先做好自己，用人性微芒的光亮，烛照自己和周边的黑暗。

每当有所谓的恶人坏事出来，总会有人质疑要不要做好事。这其实是一种道德推卸：因为有可能遭遇恩将仇报，所以我就有理由见义不为？那么因为坐飞机可能会失事，所以你就不坐飞机？

2017版电视剧新《射雕》较小说增加了一个情节，让我很受触动，就是黄蓉和洪七公在明霞岛上，黄蓉看着奄奄一息的洪七公伤心地问他：如果知道欧阳锋会暗算你，你还会救他吗？洪七公苦笑着说道：我还救。

洪七公说，这是他的命。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为宿命，也可以理解为使命。

你确定这件事是对的，那就去做。道之所在，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