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近年来从简政放权入手，深化放管服改革，各类行政审批大幅压缩，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然而，一些基层单位和市场主体反映，目前仍然存在“三放三不放”现象。少数部门、地方放管服做虚文章、设隐门槛、造中梗阻，不同程度影响“放”的成效。

三放三不放 到底放不放

多地参与放管服改革的基层干部认为，一些部门放权时有选择性，下放的多为责大利小的事项，而核心权力牢牢抓在手里。

比如，涉及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的事项，责任大、风险高，而一些程序繁杂的事项办事频率高，又需要时常接待，对于这些事项，上级部门放权“甩锅”的积极性就很高。

重要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审批权限与所涉部门利益攸关，属于须牢牢抓在手里的核心权力，想放就比较难了。

一些部门还专门下放多年不办、无关紧要、不具备普遍性的事项“凑数字”，“放”的事项看上去很多，但经营者没有产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一些简政放权事项还存在“明放暗不放”问题，即公开的文件政策中明确了“放”，或者不存在“禁止性规定”，但市场主体在办理业务时遭遇隐性门槛。

还有的部门制定“土政策”，致使一些事项“名为备案、实为审批”。

一些受访者反映，不同层级、地区、部门、环节之间“此放彼不放”，让政策落实走了样、打了折。

一些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因为协调不畅，导致这个部门放了，那个部门却没放；这个部门下放快，一步到位，那个部门下放慢，拖拖拉拉。部门放权不同步，导致原本在同一层级办的事情转到多个层级，办事企业来回跑，反倒麻烦了。

“三放三不放”的一大原因，是一些地方在口号上“讲大话”、在数字上“做文章”，出现了“放”的形式主义。有的地方政务办将主要精力花在“搞宣传、玩概念”上，很多东西变成了“口头改革”。有的省份在今年推行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刚开始时一味“求多”，列出的服务清单涵盖100多个事项，可实际上并没有办理能力。

“准入代替监管”的老观念尚存，也是原因之一。相关专家认为，对高风险行业加强管理是有必要的，但应该做到依法、公开、透明，不能让企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是不想接 基层接不住

放管服改革过程中，除了有上级权力下放不彻底的一面，也有基层接不住的一面。一些事项下放时未充分考虑基层承接能力，且市场准入门槛大为降低后，事中事后监管跟不上。想象中的“香饽饽”，反成为“烫手山芋”。

人员不充足，经费不到位，责任放下来，基层难接住。多名基层干部反映，基层办事人手本就已捉襟见肘，一些部门在下放事项时，未充分征求地方意见，也不考虑基层能否接得住。

“基层执法人员数量有限，农村地区食品安全执法力量尤其不足，执法人员常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可以说是‘小马拉大车’。”中部某县市场监管局稽查大队有关负责人说，该局在一线从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只有5人，仅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这一项工作，每年要检查超过500个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及周边餐饮经营户。即便整合教育、卫健等部门的力量，人手也远远不够。

基层履行事权专业性不足，且人才匮乏，也成为制约基层接权的短板。

权力下放不同步、不完整，导致基层空有权，却无能。比如，一些部门将处罚权下放，相应的许可权留在手里。基层空有权力，却无用权的主动性，以致不愿接权。

下放事权不敢接，一些基层干部有避嫌免责心态。根据2018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400万元以下的项目不用公开招标。在实际操作中，一些部门巴不得几千上万元的项目都拿出来招标，只求“程序合理”，不找麻烦。

基层干部认为，上级部门放权时，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合理分配省市县之间的监管力量，加强薄弱环节能力建设，提升基层承接能力。

未来改革力度加大，要求地方政府在统筹各关联部门工作时，需明确职责、联动监管，形成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信用核查和信用承诺、事中信用评估分级和分类检查、事后联合奖惩和信用修复的全过程闭环监管，全力补足监管漏洞。

据《半月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