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核心提示：

“事实孤儿”，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失联等情形之一，或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失联等情形之一的儿童。根据民政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的事实孤儿约有50万人。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可我那四个孩子咋办，他们会不会饿死病死啊？”

去年1月，大庆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张明宇受理了一起贩卖毒品案件，在提审犯罪嫌疑人小猛（化名）时，眼前这个42岁的男人哭得撕心裂肺。

小猛的同居女友因贩毒被判重刑，孩子多、花销大，小猛想靠“赌一把”来缓解经济压力，最终换来的是15年有期徒刑。

“打击犯罪理所应当，可孩子们是无辜的。”张明宇心里一直记挂着这四个孩子。他坦言，以前办案时，也曾涉及过“事实孤儿”，但不像这次这么多。案犯的哭声在他脑海里盘旋：案子结了，可那四个孩子究竟过得咋样？

七岁女童的疑问：“别人都能去上学，为啥我不能？”

今年3月，张明宇和同事专程去了一趟小猛父母家。两位老人住在大同区的一个村里，年龄都在70岁以上，他们没有低保，靠每年几千块钱的地租生活。小猛的父亲拄着拐，母亲年前犯过一次心脏病，“人差点儿没了”。

小猛14岁的大儿子，因前妻已经改嫁，被送到齐齐哈尔的姑姑家寄养，其余三个小孩由小猛的父母照看。最触动张明宇的，是已满7周岁的女孩小妮（化名），见到陌生人来访，她怯生生地躲进半敞开的立柜门里。去年9月，小妮原本应该上小学。但因为她和两个弟弟是父母非婚生育的子女，一直没能落户。眼看着身边的小伙伴陆续离开村里的幼儿园，小妮很着急，她曾问过幼儿园老师：“别人都能去上学，为啥我不能？”

同样爱问老师的，还有她的大弟弟，这个5岁半的男孩更关心“为啥别人有父母接，我们是爷爷奶奶来接？”而未满3周岁的小弟弟，十分瘦小，由于爷爷奶奶买不起婴幼儿奶粉，他一直喝的是十几块钱的普通奶粉……

难办户口救助受阻 向最高检“求助”

除了买婴幼儿奶粉、送衣服和玩具，张明宇还想为这些无助的孩子做更多。他特意去了趟民政局，商讨对这三个孩子的救助对策。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已经实施了一年多的政策。2019年7月，最高法、最高检、民政部等12个单位、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自2020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

然而，事情远比他预想中更复杂。按照规定，要想纳入民政救助系统，必须要有户口，由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孩子母亲的户籍在北京市大兴区，因贩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北京的女子监狱服刑。由于直系亲属已经离世，其他人无法会面，难以拿到母亲的授权书为孩子们办理户口。

事情陷入僵局后，张明宇和同事们并没有放弃。5月10日，大庆市检察院通过省检察院将该案案情、判决和三个孩子目前的情况向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汇报，希望能联合有关部门，共同为“事实孤儿”提供帮助。

“我们正在等最高检回复，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张明宇说。

梳理当地近年来的重案 追寻 名“事实孤儿”

三个孩子的事情有了眉目之后，张明宇比以前更忙了。偶然间听到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讲的一个外地案例，更加深了他的“紧迫感”。

有个10岁男孩，失去父母后与奶奶相依为命。有一回，他和奶奶上山采草药卖钱，奶奶不慎跌落山崖，受重伤后无法动弹，却没有村民愿意伸出援手。男孩长大成人后仇视社会，连杀多人。在执行死刑之前，当被问到为何如此残忍时，他答道：“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别人带给我的温暖，又何必要对他们手下留情。”

张明宇所在的部门负责办理大庆市包括故意杀人案件在内的各类重大刑事案件。那些父母入狱的孩子，是否缺衣少穿，长大后是否也会因为缺乏关爱而仇视社会？每每想到这些，都让他深感忧虑。

张明宇和同事们花一周时间，对2017年以来大庆市检察院办理的所有重罪案件进行详细梳理。发现了16名未成年人，其中1人生母有抚养能力，其余15人为“事实孤儿”。这些孩子被寄养在亲戚家，大多经济条件一般。

让检察官们意外的是，在给一些临时抚养人打电话的时候，对方以为遇到了电信诈骗，他们不得不去家里走访。与此同时，大庆市检察院也在组织各基层检察院，查梳是否有更多“事实孤儿”的线索。

打破“信息壁垒” “一个都不能落下，一天都不能耽误”

除了政策知晓率较低这个共性问题，大庆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科长孙佳梅，在调研时还发现，由刑事案件导致的“事实孤儿”现象较为隐蔽，真正得到救助的儿童并不多。一是社区基层人手少，很多人身兼多职，工作繁多，排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存在一定困难。二是当事人陷入家庭悲剧后易产生回避态度，导致排查困难。三是未成年人户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容易造成漏报。

检察机关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刑事案件信息，民政部门又有实施救助的义务，只有打破“信息壁垒”，才能帮更多孩子走出孤岛。今年4月20日，大庆市人民检察院与市民政局建立“事实孤儿”联合救助机制，签署了《关于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信息通报及合作救助机制的意见》。孙佳梅解释道，联合救助的意义在于“一个都不能落下，一天都不能耽误，让孩子们更充分地享受到保障。”目前，大庆市民政局已设专人与检察院对接，新发案件可通过检察部门信息推送，提前知晓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情况，便于基层民政部门精准排查。对于符合条件的“事实孤儿”简化部分手续，提高救助效率。

按照规定，父母服刑在押满6个月，子女可申请救助。一个月前，让胡路区一个失去父母庇护由姑姑代管的5岁女孩多多（化名），成了联合救助机制实施后，第一个及时受助的孩子。由于提前准备好手续准时办理，“该领的救助金，一天都没耽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不属于大庆市户籍的“事实孤儿”，也会通过民政途径将其信息推送至户籍所在地民政，实现“救助链条闭合”。

“检民”协作之下，救助成果初显。大庆市检察院筛查出的15名“事实孤儿”中，除1人非本地户口不能在大庆申请、3人因家庭原因未落户暂时不能申请外，其余11人均纳入救助保障体系或正在救助程序办理中。平均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00元左右的救助金，直到18周岁或父母刑满释放为止。

“大庆市检察院与民政局的联合救助机制，具有借鉴意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孙朝霞表示，设专人对接，提前介入，做到“一个都不能落下，一天都不能耽误”，这种联合救助方式高效、及时。检察官在立足办案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促进民政部门加强排查，推动和完善相关部门落实“事实孤儿”的保障制度，有助于切实维护“事实孤儿”的合法权益。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记者 手记：

一个“多管闲事”的普通检察官，能给社会运转带来怎样的良性转变？张明宇用行动验证了这一点。

他的恻隐之心和刨根问底，促成了当地的联合救助机制，让受困于“救助荒岛”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司法温度。

一个社会对未成年人的态度，可以反映出它的文明程度。比起拼命“鸡娃”和疯狂“内卷”，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在困境中艰难成长的孩子，也不放弃每一次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