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科技日报》报道 近年来，互联网医院被寄予厚望，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受益于互联网医院的患者也有很多。不过，就整体而言，互联网医院的潜力并没有充分被挖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超过1.3万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中，建成互联网医院的仅约1700家。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健康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则显示，超9成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用或浅尝辄止的“僵尸状态”。

互联网医疗最初的寒冬与暖流

互联网医院萌芽时，流行做掌上医院，就是把挂号、缴费、查报告等线下流程搬到移动端。很多公司追着医院承诺免费建掌上医院，一些医院可能每天要来好几拨互联网医疗企业的代表。

但由于整个行业缺乏明确的规范，打擦边球的行为显然成为了摸索盈利模式的常态。各平台利用在线医生、医疗咨询、医疗客服等手段来当网络医托的现象层出不穷，而竞价排名、假医生假药的问题也不断被曝出。这些行业乱象使患者用户对互联网医疗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几乎到了谈“互联网医疗”色变的程度，这也使得市场在2016年迅速步入寒冬。相关企业要么裁员转型，要么宣布“死掉”。一些医院蓦然发现，掌上医院工程“烂尾”了。寒冬笼罩整个行业一年有余。

2019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文指出，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可纳入医保。2020年11月，国家医保局发文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政策。至此，政策闭环初步形成。“第一块冰开始松动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春天已经来了。政策为互联网诊疗打开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小口子。各大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尝试。”现任圆心科技集团旗下圆心医疗首席战略官的曹磊说。

公立医院强势入局 却受困于制度藩篱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外地患者进不了北京，医院又控制人流防止交叉感染，北大肿瘤医院的门诊楼随之冷却下来。而冷却背后是被压抑的需求：患者要复诊、要拿药、要检查……患者急，医院也急。急众人所急，政策再度出手——为互联网医院审批大开绿灯，鼓励在线诊断、开处方、寄药品……一大批公立医院在2020年拿到互联网诊疗的执业许可，北大肿瘤医院就是其中之一。为尽快推出互联网医院，北大肿瘤医院信息部主任衡反修和团队常常熬到半夜，直到2020年6月App正式上线。1年半后，北大肿瘤医院线上门诊量突破12万，占总门诊量的12%。线上诊疗收入超1.5亿，占总门诊收入的9%左右。

据《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2020年我国建成互联网医院达1004家，相比上一年的197家，增长超400%。其中，公立医院发起的互联网医院占据近7成。据动脉网数据，2021年1月至4月建成的146家互联网医院中，约四分之三由公立医院主导建设。很多公立医院逐渐有这种意识——把散落在第三方平台的自家医生“拉”回到自家平台上。但拉力显然不够强，最大的阻力在于物价和医保跨域支付政策。

“国家围绕互联网医院的服务定价、报销、支付等已出台相关政策，但在省市医保统筹区，这些政策却未得到有效执行。”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君说。定价令公立性互联网医院陷入重重困境。医事服务费普遍定价低，无法覆盖成本，医院负担重，医生积极性受挫。医院也没有强制要求医生线上接诊，其互联网医院处于亏损和基本闲置的状态。

还有些定价“一刀切”，专家号和普通号价格一样。衡反修说：“医院不靠这笔钱创收。但定价是一杆秤，衡量着医生的劳动价值，应该有差异。而且，统一价格不利于患者分流。”不过，公立性互联网医院受政策约束，定价只能按规定来。医学咨询亦如此。由于医学咨询服务不属于国家医保目录上的项目，医保不对其定价。同时，医院不能自行定价收费，否则相关部门会以“乱收费”名义开出巨额罚款。“所以，公立性互联网医院要么无偿做医学咨询，要么不做。很多医院觉得，那不如不做。”卢清君无奈地表示：“原本最有资格和能力做医学咨询的公立医院及其互联网医院，却因收费限制而无法提供医学咨询和就医指导服务。患者只能求助于企业搭建的医学咨询平台，资讯可信度和科学性都难保障。”

市场推波助澜 互联网医院现乱象

据现有规定，互联网医院只有两种类型：实体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无论哪一种，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企业参与互联网医院建设只能作为技术供应方。“但在金融运作巨大利益驱使下，部分互联网医院被当做用于资本运作的‘牌照’，而且违规违法的动作很多。”卢清君表示。

一些互联网企业依托基层一级医疗机构获得互联网医院执业许可证后，主导了互联网医院的建设运营管理，试图把医院变成“企业”，甚至借助互联网医院资质开展“先开药后补方”、以咨询名义变相进行互联网首诊、处方垄断加价等违法行为。此外，还有些企业提供不专业的技术对接方案，给医院数据安全、生产系统的业务性能以及患者隐私保护带来潜在风险。“很多企业想的是抢入口、抢赛道、抢融资，但真正要把互联网医院建好，需要业务和技术上的长期积累和沉淀。”曹磊直言。由于一些企业热衷于跑马圈地，互联网医院的真正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关于互联网医院的很多概念被混淆了。”卢清君说。

业内人士寄希望于强有力的监督手段遏制上述乱象。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建立了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国家卫健委已发布互联网医院行业准入规范和细则，《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也已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可是，省级监管平台能力参差不齐，而且普遍缺乏监督执法力度。“谁来管？谁来罚？罚多少？卫生监督、市场监督的执法权限和执法范围不明确。”卢清君说，“现在是有监督管理条文、没有监督执法机制。假如只有法律、没有警察，能制止犯罪吗？”

衡反修也表示，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主要用来准入登记和传输基本数据，现场复核、行政处罚等实质性监管手段的确有欠缺。通往互联网医院的路并不明朗，很多医院在建与不建互联网医院的十字路口张望。对此，卢清君解释：“关于互联网医院发展的地方政策配套措施未及时跟进中央政策，且互联网医院监督执法主体缺位，现有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制约了我国互联网医院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