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陪读7个月以来，关凤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儿子展开的。在出租屋里，她按时按点给儿子做一日三餐，督促孩子放学后认真学习少玩手机……

去年8月21日，在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当了7年月嫂的她，放弃了1.68万的月薪，干完最后一单生意后，匆匆赶回五常老家。此时，距离儿子高中开学仅剩三天。

“孩子上高一了，接下来是她人生中最关键的三年，我必须得回来陪读！”关凤说，回来后她跟在村里种地的丈夫，定了个“三年规划”，“以后家里的事儿他管，孩子学习的事儿我管！”

近些年，像关凤这样在县城学校附近租房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这一群体日渐庞大，除了年轻一代农民对教育愈加重视之外，也是村镇中小学衰落、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的结果。父母打工的城市孩子入学难，而县城教学质量高于乡镇，于是去县城陪读，成为了很多对孩子寄予厚望的农民家庭的折中选择。

陪读的N个理由 有的因为孩子不自律 有的认为学习好才有出路

“现在，到县城租房陪读基本上是普遍现象，尤其是高中生。高中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我们担心孩子住校吃不好、住不好，想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特别是很多孩子不够自律，我们怕他打游戏影响学业！”关凤道出了很多家长陪读的原因。

智能手机和网络游戏的触手可及，把很多原本没打算陪读的妈妈也推向了县城，钟晓晶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在儿子上高中后的第三个月去陪读的，有一天，她突然接到班主任的电话：“你家孩子不知道晚上干啥去了，天天上课睡觉，都快从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一了！”她急得一宿没睡，一狠心，把家里的十多头猪都卖了，去县城租房陪读。为了避免激化矛盾，钟晓晶放学后假装淡定地在校门口等儿子，跟他一起去网吧打游戏，直到一周后，儿子先绷不住了，主动要求回家写作业……

“陪读妈妈”郭云，大约是在十年前第一次听说村里有人去县城陪读的。她当时挺不理解，觉得对方“有钱没处花了”，后来看到一拨拨家长都往县城跑，自个儿也坐不住了，高二时让儿子从宿舍搬了出来。“我儿子班里53个孩子，除了家在本地的，其余的都有人陪读，绝大多数是妈妈陪，极少有爸爸来陪的。”

尽管郭云不太清楚“内卷”这个词儿是啥意思，但她亲眼见证了一个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例子。郭云是家里的老大，初中文化，但她的弟弟和妹妹是名校毕业生，如今都在一二线城市工作，“我妹在广州有两套房，我弟在河北当公务员，我侄子在北京工作，上班第二年月薪就三万了……”身边的这些成功案例，让郭云很难“躺平”，也让她更加确信：“农村孩子只有学习好才有出路啊，花多少钱都不重要，只要能让我儿子多考点儿分就行！”

陪读属于“高消费” 学校附近房租贵且就业机会少

相比于老辈儿人，年轻一代农民的教育意识提高，外出打工见过世面的他们，更清楚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但对于很多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村家庭而言，陪读无异于是一种“高消费”，不仅家庭收入减半，而且生活支出陡增。尤其是随着“陪读妈妈”越来越多，县城中学周边楼房紧俏，房租也在日益上涨。

“学校对面有20多栋楼，住满了陪读家长。离学校近又带电梯的房子，一年租金得两万四五，不带电梯的两万二左右，还有家长租改装车库的，现在也得一万六七了！”关凤说，县城学校附近不但房租贵，而且就业机会少，想找个月薪超过一千五的工作很难。据她观察，为了不耽误给孩子做饭，同时补贴家用，一些“陪读妈妈”选择打零工，有帮电商送菜的，有做手工赚钱的，有人去打扫卫生、刷盘子洗碗。为了节省开销，郭云经常从自家小园儿往县城里背菜，实在没菜了，才偶尔去早市买点儿。

也有一些“陪读妈妈”，努力工作和陪读兼顾，这也意味着她们要比别人更奔波。今年43岁的郑丽（化名）在镇里开药店，与儿子读书的县城相隔40多公里。丈夫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每天坐客车往返于城乡之间，早上不到六点从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出发，下午五点多再坐车回县城陪读，督促儿子学习，再给他弄点夜宵。

“我是从儿子上初三开始陪读的，已经连续通勤四年了，跟客车司机都混熟了，正常往返车费得二十，他只收我十块钱。”郑丽回忆道，孩子上初三那年，老师在家长会上建议陪读，“老师说，孩子听谁的，就让谁来陪读，这基本上等于把爷爷奶奶排除在外了，老人容易惯孩子，孩子也未必听他们的。”

郑丽告诉记者，她每天给孩子弄好早餐后，出门前喊儿子起床。有一回，她走后孩子又睡着了，没赶上早自习，这让她懊悔不已。此后 ，她必须亲眼看着儿子起床洗漱了，才敢出门。由于出租屋没有网，每次因为疫情停课，丈夫都从镇里连夜开车来接，回家继续上网课，“这几年对孩子最关键了，无论如何都得坚持住，好在我家里有买卖，还能供得起。”即便如此奔波，郑丽说，自己挺知足的，毕竟儿子高三了，再过几个月就要熬出头了，“我还听说有的二孩妈妈，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初中，还得多陪好几年呢！”

面临经济、心理双重压力 有的孩子考一二百分 “陪读妈妈”仍未放弃

除了要面临经济压力，很多“陪读妈妈”心理压力也很大。抛家舍业地来到县城，她们往往既孤独又苦闷，焦虑也比普通家长多一些。

跟很多放弃工作的“陪读妈妈”一样，在外边忙惯了的关凤，早已不适应家里的生活节奏了，“总在屋里待着感觉憋屈，周围又没有认识的人，只能偶尔下楼去广场看看人家跳广场舞，感觉融不进去”。钟晓晶则形容进城陪读就像“蹲小号儿”，“在农村天天都有活儿，忙惯了，进城真是太遭罪了，都快憋疯了！”

绝大多数“陪读妈妈”，都跟孩子因为学习问题发生过激烈争执，她们心底的委屈也格外强烈。郭云记得，有一回争吵时，儿子对她吼：“要不你就回家吧，别陪读了！”“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她伤心地躲在小屋里大哭。有时候，郭云甚至挺羡慕对门那家爷爷、奶奶陪读的，这是整栋楼里为数不多没那么焦虑的家庭，“孙子模拟考试才300多分，老两口一点儿也不着急，还到处夸孙子好”。

陪读究竟能帮孩子进步多少，是否会徒劳无功，或者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对于未知的结果，很多县城“陪读妈妈”虽心怀期待却又不敢多想。就像关凤说的：“陪读是一个付出的过程，未必会有想要的结果，只能争取让自己以后不后悔吧！”她发现，虽然大多数孩子在家长陪读后分数提高明显，但也有一些孩子降到了两百多分，妈妈仍然顶着压力咬牙继续陪读，因为“考一百多分的家长都还没放弃呢”。

“为了陪读，一家人不能团聚，农村基本上都剩老人了。老人谁去陪？这不正常！”关凤虽然偶尔也会反思，但更多的还是无奈。她至少还要再陪读两年半，等儿子考上大学了，才能像她的微信签名写的那样“像风一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