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为了贴补家用，小学三年级时她在县城百货大楼门口卖对联；为了省钱买支笛子，他在学校后面的庄稼地里找“黑黝黝”吃；小学时看到语文书、应用题里出现各种食物，她会忍不住咽口水……他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上大学前经历了什么？毕业后他们过得怎么样？学历没有足够竞争力，家庭无法为其未来提供帮助，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今年9月，绥化学院艾苓教授出版了26万字的纪实文学《我教过的苦孩子》，回答了这些问题。她从2017年起，采访了56个出身寒门的学生，追踪他们从出生到上学，从毕业求职到结婚买房等人生关键阶段的遭遇和选择，试图为这个隐没在人海里的群体勾画一幅群像。

“比起‘苦孩子’，我更愿意叫他们‘没伞的孩子’。”艾苓教授说，因为没伞，这些孩子必须加速奔跑，努力抓住照进生活里的每束微光……

寻找“没伞的孩子” 记录下他们的 成长故事

几十年前，艾苓和丈夫也曾是“没伞的孩子”，这让她对这群学生多了一份理解和关注。2017年1月，艾苓通过微信、QQ空间、微博发布了《贫困生调查说明》，寻找2000年以后的毕业生，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在校期间是否勤工俭学”“家庭情况对个人心理有哪些影响”等，希望可以记录和梳理他们的成长故事。

“选择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此后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教育内卷开始，课外培训机构遍地开花，择校竞争激烈，无形中增加了家境不好的学生考入名校的难度。对一些人而言，能考入绥化学院这类地方高校，已经拼尽了全力。”艾苓教授解释道。

从教17年，艾苓在绥化学院文学院教写作，接触过的学生超过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家庭条件不好。这些学生大多是下岗职工、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让她感触颇深的是，“每到新生开学季，校园里随处可见黑色面孔和红色面孔的学生家长”。他们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考上大学后，很多人是第一次坐火车或者第一次出远门。

2017年暑假开始，艾苓在省内采访了几十位毕业生，省外的学生多是出差或者陪母亲出省的间隙进行的，个别采访线上完成，接受访谈的师生超过两百人。这些“没伞的孩子”，在“你们家穷，你还不怎样怎样”的固定句式里长大，也在“哪有资格谈恋爱”的自我怀疑中闪躲，大学期间他们做家教、当服务生、发传单、摆地摊、收废品、擦皮鞋，有人婚后还在还大学欠下的学费。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艾苓教授十分纠结，既想保护好学生们的隐私，又怕揭开他们的伤疤。因此，这本书里，没有出现真实姓名、具体年龄，每个人或简单或曲折的生活轨迹图代替了照片。

一学期生活费不足千元 毕业前买了人生第一双合脚的鞋

他们虽然是85后、90后、95后，成长经历却让艾苓有种似曾相识的时空错乱感。她一直以为自己足够“深入生活”，直到接触这些学生，一个个真实的细节仿佛在提醒她：生活之下还有生活。

一个女孩告诉艾苓，2017年她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1000元，其中伙食费600多元。早餐2元，两个煎馒头片、一碗豆浆，午餐和晚餐都是1.7元，面向寒门学子的档口菜很便宜，土豆丝、大头菜、豆腐都是一元两勺，二两米饭7毛钱。毕业前，她用饭卡里攒下的助学金偿还了部分助学贷款。

一个特别瘦弱的女生，身高不到一米五，毕业前靠兼职收入还清了助学贷款。她开心地拉着闺蜜逛街，花四五十块钱买了一双布鞋，穿上以后特别满足，她笑着说：“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穿这么合脚的鞋”。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爱读《平凡的世界》的85后男孩，父母先后病逝，长他两岁的大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挣钱供他和弟弟上学。他上大学时做两份家教，课余时间在校园里收瓶子和废旧书本，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去年提拔至副处……

有的人与过去和解了，热情地跟艾苓讲述自己的种种遭遇，有人还没走出来，原本约好了见面时间，半夜突然发来一条信息，说自己“太疼了”，不愿意再回忆那些苦涩的过往。艾苓的草稿箱里，至今还躺着十几篇没有发表的故事，它们背后是不愿多言的小心翼翼和重重顾虑。

很多“没伞的孩子”，性格自卑敏感，生活中像只刺猬。采访时，一个90后小伙跟艾苓反思道：“我认为，贫困生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上大学时，他曾和一位“富二代”同学逛超市。他觉得对方一定会买很多东西，就买了近百元零食，结账时才发现，“富二代”只花了五十多元，还有三十元买的是洗发露和沐浴露。回来的路上，对方问他：“你为什么买那么多零食？”他无言以对，心在滴血，“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虚弱和贫穷，认为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总怕被看不起。”

一个从小借住在亲戚家的80后，曾在手臂上刻了“忍”字，前几年，他考下二级心理咨询师，试图从专业角度自我剖析，“小时候很多事我为什么选择性遗忘？那是心理防御机制在发挥作用，这种自我保护避免了我长大以后太受伤。”

而有些屈辱，很难随着时间遗忘。一个农村女孩因为家境贫寒，被同桌怀疑偷了20块钱。十几年后她仍记得，同桌在毕业留言册上写的那段话：“毕业快乐，一生平安！如果你以后知道谁偷了我的钱，记得让她把钱还给我！”因为遭受过歧视，她也会比普通人更加珍视善意，比如面试紧张时，她被领导的一句“深呼吸，十秒钟”，温暖了很多年……

“他们拼尽全力，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缺少试错的本钱，艾苓发现，在就业选择方面，2010年之前的毕业生们更保守，倾向于选择老家附近的稳定工作，大部分人都成了“考碗族”。“进入全媒体时代，一些95后的视野和格局正在逐渐打开，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已经被他们接受。”艾苓说，学生们的工作目标变成了去省会以上的大城市，进入互联网大厂做新媒体运营。

她把这群人的努力称为“摸爬式努力”。有人在一线城市“早八晚十”，常年出差；有人为了省房租和交通费，下班后在公司支单人床；有人年纪轻轻累出一身病，不得不转战一个压力小点的省会城市生活；有人忙碌一天后，夜里写网文补贴家用……他们注定无法“躺平”和“啃老”，拼尽全力，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一对出身贫寒的情侣，大学毕业两年后贷款在农场买了房子，虽然只有60平方米，在顶楼七楼，但装修完毕的那天，女孩高兴得一塌糊涂：“我俩去新家，把屋里擦干净。他出去买东西，我在地板上打滚，阳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那种感觉太幸福了。”

这群“没伞的孩子”里鲜有“杰出校友”，哪怕自己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依然面临着父母的养老问题。可在艾苓眼中，他们已经成功了，“能接受完大学教育，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有余力反哺家庭和社会，这很了不起。”聊起一个在陕北县城，一边做抗疫志愿者，一边筹备街舞工作室的学生时，她的言语中满是骄傲。

最初，艾苓是心怀悲悯走近这些学生的。深入了解后，她经常设想：如果换了我，遇到他们的困境会怎样，也许未必有他们做得好。前段时间，她很惦记一位“沪漂”学生，小伙子请她放心，“还贷的银行卡里的钱从来不会少于3个月”。“也许是从小到大难惯了，他们其实比我想象中更坚忍也更强大。”艾苓感慨道。

回到故事开头。那个卖对联的女孩，后来成为了对外汉语老师，曾走出国门教书法；那个靠“黑黝黝”充饥的男孩，成为了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大学客座教授；那个望着书本咽口水的学生，在全市班主任技能大赛上拿到特等奖。尽管他们并非“寒门贵子”，教育仍是他们改变个人命运的“最佳利器”。

一个多月前的一天下午，艾苓在快递点，看到出版社邮来的两大摞样书，心里五味杂陈：“5年了，你们的声音终于发出来了！”她给学生们群发消息要邮寄地址，其中一个学生的回复让她最为难忘：“感谢老师记录我的生活，我要把这本书留给孩子看，让他知道自己的父母都经历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