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

一位同事发给我一段视频，是清华教授柳冠中的发问：“无人飞机、无人驾驶、无人商店、无人银行、无人酒店……人去哪儿了？科技没有人，还要科技干嘛？”正好最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也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些近期或之前写过的对于人工智能、系统、无人驾驶，以及我们越来越卷的生活的思考文章，读之，思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这也正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困惑：这一两百年来，我们人类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的发展，都远超之前历史的总和，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但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象中那样幸福，甚至活得越来越累，越来越有危机感和无力感？

在谈到人工智能时，孙立平也在发问：“假如现在你身边有一种巨大的能力和高超的智慧存在，在这种能力和智慧的面前，你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就是无能儿，就是一个窝囊废，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说的其实就是人在科技面前的尊严问题，正如仲联维在《科学与尊严——科学与人文之争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现代科学具有这样的矛盾特征：从力量的角度来说，它增加了人的力量，又以这种增强了的力量对人进行了排挤；从人类自我认识的角度来说，它既显示人类理性的威力，同时又打击了人的尊严。”

在谈到系统时，孙立平说出了时间的精准与模糊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当我们用时间的刻度来框定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一方面是秩序形成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把我们的松弛和自在让渡出去。于是，我们就有了压力、束缚和焦虑的感觉。”这也让我想到了在上海Manner咖啡，两天三次咖啡师与顾客冲突的事件。本来是优雅、悠闲象征的咖啡店，为什么会频频出现如此火爆和不堪的场景？每日人物的调查《在Manner，如何“逼疯”一个打工人？》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Manner工作的几年，林梦衡量时间的刻度是秒，计算重量的单位是克，一切都要分秒必争，严丝合缝。门店监视器闪烁的红点、订单系统的倒计时都催促着她，成为这个系统里转得更快的齿轮。她已经不再研究好看的拉花，因为浪费时间只会受到惩罚。”对于时间的精准严苛的算计，不仅让咖啡师压力倍增，失去尊严和快乐，也让一些顾客变得更加锱铢必较、迫不及待：系统说八分钟就完事，你凭什么让我多等两分钟？在这个“快”的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慢”的能力和耐心。

孙立平认为推广无人驾驶出租车，至少现在不是时候，也是出于对人、对生活的考量，因为这背后牵涉到无数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及背后家庭的生计，由是孙教授也发出了这样的追问：“所谓先进与民生相比，哪个重要？一个社会应当追求哪个？先进真的就是最终的目的吗？”

孙立平教授说的，我们已经卷到了不卷不正常的程度，更是让我深有同感，他在列举了一系列内卷现象之后的发问也正是我的困惑：“这是在干什么？难道我们就不能正常地工作，正常地生活吗？我们来到这地球上就是为了卷吗？”

“科技的进步已经能够使得人类用更少的劳动时间、更低的劳动强度来过上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但在现实中，我们却是用就业与失业的分野，用一部分人疲于奔命另一部分人无事可干，从而两部分人都很不舒服的方式来承接了这种科技进步的成果。”面对这一现实，孙立平教授指出：“科技进步成果能否造福人类，取决于是否有好的社会形态来承接。”

是啊，科技本身就像一柄双刃剑，为善为恶，有益有害，存乎一心，需要以“人”为底色的伦理价值和以“人”为旨归的制度形态来承接和导引，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更不能把人当成工具。我们必须明白，劳动是为了生活，但生活不是单纯为了劳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创造财富，更是为了营造幸福。如果我们只是被技术牵着鼻子走，更多打工人就只能是牛马的命运；如果社会和生活的目的都被仅仅窄化为赚钱，那我们和前面绑着稻草整天转圈拉磨的驴又有什么区别？须知，无论个人、企业还是整个社会的欲望，都是没有止境的，“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一个绩效社会，我们永远有追求不完的指标，甚至人本身就是“指标”，即使我们的科技如光速发展，也追不上如宇宙膨胀般的欲望。

德国哲学家理查德·大卫·普雷西特在他的《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就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数字化任由经济奸商操控，这个世界不会从数字化的潜力中获益，人们不会变得更加富裕，相反，它会使人变得更贫穷、更空虚，变得麻木不仁、不辨真伪；生活没有意义，工作失去经验感和成就感。”他也因此提示我们：“未来不会自己到来，未来由我们创造。问题的关键并非我们将怎样生活，而是我们想要怎样生活。”

对我而言，就很是向往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那种社会工作状态，人们可以“今天做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早晨狩猎，下午捕鱼，晚上放牧，饭后随心所欲发表评论，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家。”我们是因为热爱某事、热爱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任由工作消磨甚至戕害了我们的生活和热情。

已故新闻人陈虻提醒同业的一句话，我想，同样适用于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适用于当下这个社会：“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