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

十一休假期间，把之前断断续续在看的德国哲学家理查德·大卫·普雷西特的《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一书看完，正好又看了电影《逆行人生》，觉得这本书和这部电影，在很多地方是可以“互文”的。尤其是徐峥饰演的中年程序员高志垒，在失业前后研发出的两个软件，引发了我对好技术和坏技术的一些浅浅的思考。

在公司兢兢业业干了11年的高志垒，最后却要面对公司无情的裁员，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公司高管对他说：“这个裁员名单呢，是根据人力资源系统核算得出来的，这个系统核算还是当年你带团队设计的吧？记得吗？你还说过，要尊重算法。”搬起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有自己感到痛的时候，才会知道石头的沉重和无情，也会后悔当初“搬石头”的愚蠢和荒唐。这也说明，在技术研发者的眼前和心中，有一道“无知之幕”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在研发一种技术之前，才会考虑自己是否也会承受其后果。也才会懂得，在“尊重算法”之前，先要学会“尊重人”：尊重人性的需求，尊重人的权益，尊重生活的逻辑。

普雷西特在书中说：“对于每一种文化我们都要问一问，它是否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或者让人类变得更聪明、更友善、更文明。单纯的效率思维和资本利用逻辑不应该成为判断一种文化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单纯地把经济标尺作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这是不道德的，它必然会导致社会走向非人道。”我想，高志垒在研发那个人力资源系统核算软件时，恐怕更多的就是把“单纯的效率思维和资本利用逻辑”作为人力资源取舍的判断标准吧？

正好刚刚看到脱口秀演员门腔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的一段话：“HR这个职业本身就有点儿矛盾。你看‘人力资源’这四个字——人是一个感性的动物，你没有办法用很多数据去衡量；而‘资源’是特别理性的东西，你要合理分配，才能做出系统性判断。”但正因为系统的冰冷和僵硬，才更需要人性的温暖与润滑。人并不是一道简单计算题的分子分母，而是活生生的情感和权益主体。HR并不应该像门腔在脱口秀中戏说的那样，是坏人或好人的缩写，而更应该是活人的缩写，把自己和别人都当成活人，而不仅仅是机器和工具。

在经历了快递工作的辛苦与辛酸之后，高志垒也找到了快递员的痛点与难点，于是利用自己的专长，研发了一款名叫“路路通”的小程序。把片区所有的小区、学校、医院、商场、单元号、楼号，哪里有外卖柜，哪里有送餐箱，全部都标注在这上面，方便大家取餐送餐。也正是因为这个小程序，让他在帮助了那些外卖员的同时，也帮助到了自己，他最终被外卖企业的高层看到了其价值，影片这个结尾也预示着他重新找回了程序员的工作。

在我看来，高志垒研发的这两款软件或小程序，正可以看到好技术与坏技术的本质与分野。用普雷西特的话说：“通常凡是有利于‘辅助’人类的技术，原则上在道德层面无可指摘（除非有目的开发帮助犯罪的技术）；在社会敏感领域有意‘替代’人类的技术，必须受到道德谴责。”技术研发人员应该从这句话中得到的感悟，就是：对于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到人的技术，可以精益求精，而对于那些试图替代人、监管人的技术，则要懂得适可而止。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好的技术是与人为善，而不是让人为难的，不能把一切都简化为目标、指标，把人异化成一串串的数字；好的技术应该是让人如鱼得水，而不是作茧自缚，把人困在系统中无法突围；好的技术是助人为乐，而坏的技术则是“杀人灭口”，把人抛于时代的高速列车之下，不但不说一声再见，甚至还让人发不出一声声响。

普雷西特在书中有两句苦口婆心的告诫，也是我们的一些技术研发者应该时刻记取的：“最佳路线不一定是最短或最有效的，这是一句避免我们在数字时代做出错误决定的重要警句。”“不是所有可以完善的东西都需要完善。一些在技术上可以改善的，通过技术改善后并没有使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而是变得更糟糕。”在技术研发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恪守道德和伦理的底线，还要坚守人性的底线，葆有人性的温度。

最后简单说说我对《逆行人生》这部影片的看法吧。同样是徐峥主演的影片，我觉得它不如《我不是药神》深刻，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也有些脸谱化和刻意的感觉。尤其是前半部分，把中年危机和快递行业几乎所有的“磨难”都集中到高志垒一人身上，虽然会增强其戏剧性，但也会让人觉得有些失真。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还是一部不错的影片，而且与《我不是药神》一样有意义，因为它们都至少让一个群体的痛苦与艰辛“被看见”。所以我挺烦那种说这部影片是“富人拿钱拍穷人”的言论，富人不拍，难道穷人有钱、有能力去拍吗？你们倒不“消费苦难”，你们是想“饿死苦难”啊。

无论技术，还是影视文艺作品，都应该有着人性的底色，和“为人”的觉悟。至少，《逆行人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行，仅凭这一点，就值得肯定和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