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

最近，“长沙占车位”事件官方公布情况通报，没想到依旧争议不断——有人说，维权的闵先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因为他在维权无效后，采用了钢管围车、网络发声等看起来过激的手段。在我看来，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指责有错在先的，反埋怨无奈维权的，侵权者可以胡乱来，受害者不可以不完美。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事情本来是一个是非很明晰的车位纠纷，居然需要物业、社区、派出所到街道办多个部门六次调解，拖了整整十天之久，直到被占车主的发声引来舆情汹汹，甚至中央级媒体下场，霸占车位的女车主才被迫道歉。

我就纳闷了：我们拥有一部1260条、体系完备的民法典，一部144条、规范清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有层层落地的治理部门与执法力量，居然对像占车位这样赤裸裸的私产侵占行为，束手无策、进退失据，这本身就说明社会和法治的哪一个环节失灵了。套用以前电视剧的一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我们也想追问：“如果凡事都要靠舆情推动解决，还要法律和这么多部门干嘛？”

这理应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私人产权车位，是受法律刚性保护的私有财产，绝非谁都可以占用的公共区域。民法典第235条明确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275条也清晰界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亦规定：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执法的疲软，本身就是对法条的悬置。

虽然法律明确保护私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但在现实的基层治理中，面对纯粹的民事权属纠纷，除非矛盾升级为肢体冲突或损毁财物，否则警方往往难以直接介入。如果单纯的霸占车位不算治安违法，且须通过漫长且高成本的司法诉讼程序才能解决，这无异于在变相鼓励侵权者有恃无恐。违法的代价太低，维权的成本太高，只会让无数原本遵纪守法的良民在求助无门后，被迫选择非常规的维权方式，成为一些人口中的“刁民”。

没有人天生偏爱对抗、执着较真，更没有人愿意耗费时间精力与人结怨。那些被诟病的钢管围车、舆论发声、强硬对峙，从来都未必是维权者的本意，而是无数次依法求助无果后，被逼出来的无奈自救。

执法要有力度，更要有速度。像在类似的占车位民事纠纷中，只有执法的力度能赶在“焊钢管”之前、执法的速度更能跑在舆情发酵之前，才能让每一个权利受损的个体、每一份明明白白的权利，都不需要靠“把事闹大”才能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