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龙波（口述） 李梅（整理）

62岁的谢龙波，依然清晰地记得儿时家里收到祖父侨批时的情形：“我五六岁的时候，正在村里帮忙晒稻谷，远远看到批脚（投递员）来了，高兴得不得了，跑着去告诉妈妈：‘阿公来了！’”

谢龙波兄弟4人，是被侨批养大的一代。自曾祖父谢逢记起，谢家3代13人相继下南洋打拼，作为家书和汇款凭证的数百封侨批，则见证并记录下谢家的百年家史。以下是谢龙波的讲述。

我们家族的兴盛，是从我太公往上数3代，也就是我太公的太公那一辈开始的。他们做的是棉纱生意，凭着诚信和勤快，生意越做越大，积攒了财富。可再大的家族，也扛不住时代的洪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动荡，战乱频发。我们家族一点点衰落，只能靠变卖田产和物品维持生计。卖到最后，就只剩下4间老屋了。

我的太公谢逢记，站在老屋前，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身边是裹着小脚的妻子，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如果不出去谋生，全家都得饿死；如果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他最终还是选择走出去。1905年，太公凑够了下南洋的船票钱。临走那天，他只带了一个藤篮、一条水布，以及几件破旧的衣服。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十几年杳无音信。

太公下南洋后，整个家的重担落在了太奶奶池顺容肩上。太奶奶的脚是裹过的，她走不了远路，干不了重活。我祖父谢南清五六岁的时候，天不亮就要出门捡猪粪，用作田地的肥料，有时候捡不够一筐猪粪，饭都没得吃，那是他最深刻的童年记忆。

那些年，太奶奶心里有3个深深的恐惧：一是担心太公在海上遇到风浪，葬身海底；二是担心他在南洋穷困潦倒，生了病没人管，客死他乡；第三个担心最煎熬，那时候，潮汕地区下了南洋的男人，很多在当地另娶了妻子。太奶奶怕太公也会这样。

太奶奶想给太公写信，可是她不会写字。但她是个聪慧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穆桂英挂帅》《樊梨花》这些讲述传统故事的歌册，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本。太奶奶从箱底翻出那些歌册，拿着剪刀，一个字一个字地剪下来，拼好，用米糊将它们贴在纸上，凑成一封信，并托同乡带给太公。

我不知道太公收到那封信时是什么心情。只知道，太公那时候已经在南洋吃了十几年的苦，刚刚获得自由，做了一点小生意。他看到那封拼起来的信，知道家里的妻子还在等他。太公没有犹豫，放下手里的生意，收拾行李，立刻启程回家。

太公返乡后，家里依旧穷得叮当响。儿女还没成年，日子还是过不下去。没过多久，他决定再次下南洋打拼。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太公这次很快站稳了脚跟，开始在街头摆摊做小生意。太公抵达新加坡不久，祖父谢南清就收到他寄回的第一封侨批，那是一封平安批。

1925年，祖父结婚了，他当时20岁。婚后生下两个儿子，长子谢映潜，次子谢映逵（即我的父亲）。儿子逐渐长大，家里的日子依然难熬，祖父决定去新加坡找他的父亲。1935年，祖父从汕头港出发，经过约一个星期的颠簸，到达新加坡，这是我们家族第二代人“过番”（下南洋）。

从那以后，侨批每月都能准时寄达。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日本人来了，日军严禁华侨直接寄钱回乡，要求华侨必须把钱款换成日元券才能寄。日本人想用这种方式把华侨的血汗钱榨干。就这样，侨批中断了。

到了1943年，潮汕地区先后遭受旱灾、蝗灾，庄稼颗粒无收。走投无路之际，家里人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把我父亲送到江西去。送出一个孩子，换一点粮食，剩下的人才能活下去。就在来人准备带走我父亲时，侨批到了！就这样，我父亲被那封侨批救了。

虽然太公下南洋那段时期家里很穷，但太奶奶还是咬牙供我祖父读了五六年书。祖父很聪明，他不仅能识文断字，还能辨认中药。祖父下南洋到新加坡后，得益于我的太公打下的基础，在克拉码头开了一间店铺。

那时候新加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每次最多只能寄75元港币回乡。祖父非常顾家，为了让家里过得好一点儿，每个月会寄两次侨批。汽船从新加坡到汕头大概六七天，来回半个月，刚好能保证每月两次侨批准时送达。

随侨批寄回来的，不只是钱。在祖父的信里，他会问家里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问我父亲的学业怎么样，问田里的收成怎么样。他会叮嘱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天冷了要加衣服，谁家的红白喜事要记得随礼，太奶奶的药要记得按时煎服。

1976年，我们收到了祖父从新加坡寄来的信。那时候他50多岁了，新加坡政府推进城市建设、码头改造，他的店铺被拆，没办法再继续做生意了。信里说，以后每年只有春节、中秋、夏收、秋收时各寄200港币回来，这些钱足够我们家买一年的粮食，但我们兄弟的学费之类的开支，就得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我和我大哥又像当年祖父小时候那样，一大早就去捡猪粪。

我祖父在新加坡退休之后，一心想落叶归根，他写了很多信给我父亲。可我姑姑担心老家的条件不好，就把祖父的护照藏了起来。后来祖父借着探亲的机会，在1982年回到了老家，那时候他已经77岁了。

我姑姑是5岁那年跟着我祖母一起去的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之后，她就开始上学。祖父特别支持她读华文学校、学习普通话，因为华侨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忘记家乡，以后有机会还能回去。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末尾出现的一封侨批，就是我姑姑用铅笔写的，当时她8岁，内容是向远在潮汕的祖母拜年，并把自己的奖学金寄给祖母作为“腰金”（红包）。

我们家族这百年的往事，只是千千万万侨批故事中的一个。每一个侨批故事背后，都有一个像太奶奶一样在家乡守了一辈子的女人，有一个像太公一样漂泊了一辈子的男人，有一个像祖父一样月月寄信、时时牵挂家乡的游子。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关于国、关于爱、关于根的故事。（节选自“澎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