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海鹰

采访王绘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因为他太能侃了！特别是回忆起在电车街12号的少年时光，绘声绘色给人极强的画面感——眼前仿佛重过一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大人们忙着“闹革命”，学校停课，孩子们在大院自由生长。只不过，不像电影中表现的70年代初北京某军区大院那样，闲极无聊的孩子们靠起哄、打架、闹事来挥霍过量的荷尔蒙，在混沌中一天天长大。电车街12号的孩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要幸运得多——当年许多在各个领域内堪称大师级别的文化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先是下放后闲赋在大院家中，他们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使学业荒疏的孩子们在大院中得以精神补给。用王绘的话说，电车街12号就像“一个独特的存在，在社会动荡中自成一个独特小气候”，这里一度成为艺术大院、故事大院、体育大院，王绘和很多同龄孩子一样，在这个大院接受了最早的艺术启蒙，梦想起飞，在恢复高考后考入鲁迅美术学院，后来成为著名的独立出版制作人。

美的基因来自电车街12号

王绘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同时也是中国美协插图装帧艺委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书装作品获奖无数。“设计学是跨领域的大美术学科。何为装帧？简言之，就是塑造书的体和貌。一本书拿在手里，没看文字内容，就让人有种美的享受和翻阅下去的欲望，这就是书籍装帧设计的魅力。”王绘说，要建立个人的设计风格，需要美感训练，美的直觉非常重要，除了遗传，主要来源于儿时的生活环境的影响。“电车街12号就是一个美的基因，我从小日常生活中的所见充满美感。”

王绘眯起眼睛，舞动手臂，给记者描绘当年的电车街12号大院：“这个圈楼太唯美了！日本人设计的，我曾找几位建筑专家咨询过，像这样的院落在哈尔滨很罕见。圈楼共三层，中国土楼方式采光，三楼设有水楼二次加压供水，水楼两侧各有一个露天大阳台，阳台上有两个日式大秋千。从三楼望下去，天井聚拢阳光，小院看上去那么明媚。一个门洞住着3户人家，合用卫生间和厨房。这里有自来水有煤气管道有暖气有室内厕所，在当时的哈尔滨居住条件算是非常不错的。”

“1968年初夏我家搬来时，正是香瓜上市的旺季，至今记得院子里堆满了香瓜，当时我只有7岁，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瓜，上前拿起来就吃，很有种共产主义的感觉。再抬头看到两个阳台之间的水楼上挂着巨幅毛主席像，就觉得这个院子太好了！后来经常在阳台上看一拨一拨的人戴着高帽在院中被批斗，懵懵懂懂。批斗一结束，不管牛鬼蛇神的孩子，还是造反派的孩子，立刻混在一起玩耍起来，童真无趣，没有大人世界的是非黑白隔阂芥蒂。”

王绘的父亲，著名连环画家王纯信，在搬来大院之前，在省美术展览馆工作，因挨整身心备受摧残，搬到这个大院起码远离了原来的工作圈子，没有在以前居住地的诚惶诚恐、提心吊胆了，能够得闲在家画画。

因此，电车街12号大院的故事就从两个露天大阳台开始，从王纯信开始。

王纯信常常在东阳台画画，每每招来一群孩子围观。王纯信就画每一个孩子，孩子们更乐了，纷纷拿个小画本跟着王纯信学画起来。慢慢地，东阳台变成了大画廊，总有人在画速写，大家轮流互当模特。1970年左右，阳台的大秋千坏了，秋千被拆除后，阳台更完全成了露天大画室。王纯信后来在这里创作《闪闪的红星》连环画，院子里的孩子围在身边，几乎都做过他的模特。西阳台则聚拢起一批爱好体育的孩子，打乒乓球、羽毛球，冬季甚至浇个小冰场，在上面滑冰，这其中就包括老工人姚金昌的儿子姚滨，后来成长为中国冰上花样滑冰“教父”，其女儿姚伟丽，后来是亚洲第一个跳过7米大关的女运动员，打破了亚洲跳远纪录，第十二届亚运会冠军……

重启记忆闸门穿起如珠往事，让王绘的眼睛闪闪发亮，听得记者忘了桌上的茶凉了，王绘也一次次把普洱泡成深褐色的老汤。茶没喝好，但当真好一番酣畅淋漓的畅谈！

“1969年左右原来被收监管制不能回家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回来了。”王绘记得，最先回家的是滕晓飞（当年《农村报》美编），接着是于敏（著名摄影家）。仲伟生（著名旅美画家）一家这时也搬来大院一楼。“滕叔搞民俗研究，给我们讲秃尾巴老李的故事；于叔给我们讲很多异域故事，他完全是俄式生活方式，见到我爸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没事在家做酸黄瓜、罐牛罐羊之类的俄式大餐，我们都视为奇人；仲叔（仲伟生的木匠父亲）给我们做了10块木画板，好让我爸专心教孩子们画画。那真是一段超有营养的时光！”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不再安于在小院子里玩耍，一些胆大的孩子开始跑到报社老楼去探索里面的奥秘。王绘得意地说：“最大的收获是潜入省报资料室寻宝，看到里面的美术部分，让人欢天喜地！”当时资料室已被封存，门上有个玻璃窗格亮子，孩子们就从这里翻进去。王绘的哥哥王聪年龄稍大，家里残存的美术资料足以让他了解，他们闯入的资料室中那些书籍里的大画家都是谁，有多么了不起！这个免费阅读室就仿佛是给一群营养不良的孩子开的小灶，他们如饥似渴，虽不免囫囵吞枣，但仍收获良多。

孩子们画画的领地也在逐步外延。有一批孩子在孩子头“幸福”的带领下，到火车站画速写，他们画工人、农民，画上山下乡的青年，火车站人来人往，“模特”自然比大院里丰富多了。这一举动不得了，很快远近都知道电车街12号大院是画速写的，电车街12号画速写的这群孩子很快把在当时哈尔滨其他几处较知名地带学画的孩子都吸引来了，王绘记得，在少年宫学画的田卫平、陈红，在工大学素描的王广义，在道外学画的黄耀成，在道里学画的王立民、孙成民、纪秀娟，还有从动力区赶来的宫建华，等等，这些孩子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电车街12号大院请画家王纯信指点，也和其他人交流。最多时每天有四五十个孩子在院子里跟着王纯信画画，场面蔚为壮观！

1977年恢复高考后，电车街12号大院六十几户住家陆陆续续考出近百名大学生，成为又一个传奇。1980年王聪、王绘哥俩同时考走，一个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个考入鲁迅美术学院。

1984年王绘大学毕业分到省文联工作，重新回到电车街12号大院，一直住到1990年结婚。“有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分回哈尔滨的伙伴又聚在一起，大院重又有了生气。但是大家陆续开始恋爱成家，开始选择一生干什么，大院形成新的氛围，变成回忆的沙龙”……

或许，在漫漫旅途中我们都曾忍不住回望自己的影子，内心深处都想看清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吧，电车街12号无疑是王绘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地理标签，而记者听完电车街12号的故事，就仿佛绘完了他这个人的基因图谱。生命科学研究者认为，个人基因图谱承载着个人的全部生命秘密，个体今后的兴趣、爱好，体能、饮食习惯、性格甚至各种潜在的遗传病等都清楚地写在个人的基因图谱上，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基因图谱，就可以知道自己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在王绘的生命历程中，电车街12号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基因图谱”式的意义存在呢？

做独立出版制作人不惧煎熬

个人的历史片段不经意间与社会大事件叠合，就会有一种波澜壮阔的美。王绘对记忆中“推报行动”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事件背景是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那天《黑龙江日报》出《号外》，凌晨天刚朦朦亮，王绘就和一帮半大孩子爬上了省报老楼“尖楼”的最高层，从左阳台往地段街方向望去，人山人海，工人把报纸吊上顶楼，孩子们帮着从顶楼阳台把报纸一捆捆推下去，报纸就像传单一样在半空飞舞，慢慢落入人群，大喇叭一遍遍播放着卫星成功发射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人群沸腾了，人们伸着手臂争抢报纸。“那场面太壮观了，一生难忘，感觉当时省报就是哈尔滨的核心，真正的新闻舆论高地。”

也许早就注定了与出版的缘分，王绘至今记得，每有大事发生，报社老楼彻夜灯火通明，隐隐约约的机器轰鸣声传到临近的电车街12号省报家属大院，王绘就异常兴奋。后来王绘从鲁美版画系毕业，没有成为专业画家，而是走上了出版这条路，并坚持至今。

王绘先在省文联外国小说选刊做美编，后任章回小说杂志副主编，都是以美术设计为主。1986年才开始从事书籍设计，“首先是哥哥改变了我，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装帧专业的哥哥是我的引路人。我发现哥哥通过书籍设计在北京认识了那么多名人。做书可能挣不了什么大钱，但是能结识很多人，了解更多未知的东西，因为能出书的都不是一般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有机会去日本研修，接触大量设计师作品，成就了王绘事业最清晰的一步选择。“看了田中一光的书籍装帧作品，感受最强烈的是他大胆的想象和表现的洗练性。那种超乎西方传统的透视和素描意识，那种举重若轻地寓对比色于平和，让我很是震撼。”王绘还参观了装帧家菊地信义的工作室，菊地信义以其崭新的装帧设计表现在书店引起注目而闻名。“他总是彻底地读原稿，去领会潜藏在作品中的色彩和纸的印象，再以设计来呈现。一本书的表情，由纸材、字体、上光、印刷、装订组合而成。”这些大设计师让王绘膜拜不已。回国后，王绘决定必须有所舍弃，才能全身心投入装帧设计，在1994年成立了个人平面设计工作室。当年在哈尔滨做专业书装的人很少，他是第一批买苹果电脑的，用电脑设计封面。后来发展到书籍策划、设计、印刷一体，独立出版制作。

对装帧设计的独特美学观点以及对书籍的热爱，让王绘有种苦行僧似的坚持。自2004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六届全国装帧艺术作品展“铜奖”，到前不久获文化部颁发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文华奖“最佳成就奖”，在十余年里王绘的书籍设计作品获国内外各类奖励20余项。

王绘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科幻画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绘润版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绘说喜欢今天的自己。就像歌手李健唱的《美若黎明》：“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回望曾经的旅程，三言两语说不清，过去的已经过去，今天已经到来……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