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美]杰里米·阿德尔曼/贾拥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6-10
他辗转意、法、西、美四国参与反法西斯抗争 他参与救助数千犹太难民,其中包括夏加尔、杜尚、阿伦特 他被迫离开美联储,却为南美世界的经济发展倾注半生 他拒斥总体性理论和学术陈规,改变了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轨迹 《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叙述了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生平故事、评介了他的主要著作 读《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马维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我国知名度不高,这位发展经济学家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南美经济问题权威,生前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此外,他还有个更引人瞩目的身份: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是他的外甥女婿。 在阿尔伯特·赫希曼去世之后人们发表的许多纪念文章中,不少文章的作者都认为,他发现的许多经济学概念和原理,比如不平衡发展理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隧道效应、极化涓滴效应等,这些成果,或许每个都“值得获半个诺贝尔奖”,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基尼系数”的真正发明人。 这位1915年出生于柏林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在他长达97年的漫长人生旅途中,除了拥有公认的经济学贡献之外,还曾经做过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堪称传奇的事情:从独自逃离纳粹德国,到营救仍被困于德国占领之下的犹太知识分子;从战后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幕后高参,到加入兰登公司,直到后来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被迫出走南美,先是作为世界银行专家参与哥伦比亚的发展规划和项目评估,之后开办私人咨询公司,在此过程中“意外”地成为了南美经济问题专家;在别的学者早已功成名就的年岁,仍在学术圈边缘挣扎,辗转于美国各大高校,一直没有获得终身教席,最后在60出头的年纪,终于落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对不擅授课的赫希曼来说最理想的学术殿堂。可以说,赫希曼人生中的每一段旅程,都可以让生活在今天这个承平时代、生活多是波澜不惊的人们羡慕不已。而正当他一边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耕耘,一边试图打破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藩篱,从总体上考察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变迁之时,却在阿尔卑斯山上遭遇意外,头部受到严重创伤,此后语言和写作能力逐渐退化,直至最后完全失去表达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扼腕的。以赫希曼当时已经达到的思想高度而言,也许,将这次个人灾难看作是整个人类在思想领域的一大损失,也并不为过。 可以想见,要将这样一位拥有近一个世纪人生旅程、阅历丰富、终生不断游走在书斋和现实世界之间,不断出现新想法而甚少固步自封的经济学家、思想家的一生勾勒出来,绝非易事。但如果世上少了这么一位精彩人物的生活和思想记录,又岂不是太可惜了?幸运的是,有人为我们写下了这部传记:译成中文长达800余页,行文优雅,充满迷人的细节。更关键的是,虽然这部传记的传主是“学术中人”,作者也是经济学家,整部书读来却没有一丝学究气。这固然是因为作者在阐发赫希曼的思想和学术观点时,充分考虑到了普通读者的感受,但更是因为,赫希曼本人就并非是那种只会躲在书斋里,用晦涩难懂的术语堆砌高头讲章的“学术权威”,而是终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眼睛敏锐地观察、感受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欧洲知识分子”,是来自于“旧时代”、如今已近乎绝迹的那批人中的最后一个。 用今天的话来说,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一个思想早熟的孩子,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展现了惊人的学术天赋:12岁读康德、黑格尔,14岁读《资本论》,同时参与当时德国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想辩论。而正当他从著名的柏林法语中学毕业(当时专为有学术抱负的年轻人设立的“古典中学”之一),进入柏林大学,踌躇满志地打算在学术上大展身手之时,纳粹的关于犹太人不得在大学任职、不得进入学术界的禁令让他的梦想化为了泡影。此后的几年,他辗转于法国、英国、意大利,在巴黎高等商业学院这所当时完全算不上一流的学校学习他并不喜欢的科目,又因为一丝幸运,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正是这段经历,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也彻底改变了他对“经济学是什么”的认知。 不过,他在思想上的更大收获,似乎要归功于姐夫科洛尔尼的引导。可以说,赫希曼一生所思考的大部分问题,都或多或少来自于科洛尔尼的启发。这是一种方法论的启蒙,这种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对任何思想和现实都保持开放性,合理地怀疑任何拥有现成结论的思想体系,让自己成为“可能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对自身和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而不会轻易被那些悲观主义的论调牵着鼻子走。在赫希曼看来,科洛尔尼的这种思考方法背后,是一颗既充满了智性光芒,又勇于投身现实世界的热情的灵魂,在二十世纪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正是像科洛尔尼这样的灵魂,让人类的未来看起来仍充满了希望。 二战开始后,身在法国的赫希曼先是加入了法国军队,法军投降后,他加入了由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组织的营救计划,精通多国语言、办事沉稳、外表迷人的赫希曼,很快就成为了弗莱最倚重的人,参与救助了数千犹太难民,其中包括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画家夏加尔、杜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还有汉娜·阿伦特等。为了逃避纳粹的追捕,他来到美国。不得不说,此后的十多年,由于他的德国出身、由于他在战前穿行于欧洲各国的复杂经历,更由于后来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尽管曾积极投身马歇尔计划,并获得了同事的一致认可,赫希曼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但他从未灰心,当在美国的职业道路受阻后,他很快接受了一个在哥伦比亚担任政府顾问的职位。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一次与南美的最初接触,开启了他与这片大陆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缘,也因为此番经历,在经济学界,赫希曼开始以“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人所知,受到耶鲁、哥伦比亚、哈佛等名校的邀请,担任教职,实现了他进入学术界的梦想。 而与他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相比,赫希曼的思想变迁之路或许是更为引人入胜的:从早年相信历史决定论,到后来不去尝试发现世界的规律,而是尽力在作品中呈现世界的真实、探究人类行为的奥秘,对现实世界的任何变化都保持开放的心态。 回望20世纪历史,人们发现,在那个悲观派和激进派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世纪,阿尔伯特·赫希曼这样的人,绝对是一个稀有而珍贵的“异类”。他善于在遍地悲观的氛围中呼吁人们保持乐观,喜欢在各种错位、异常、反例、偏差、颠倒的现实和思想中,帮助读者和行动者获得想象力——他称之为“可能主义”——但他又不是那种一味沉迷于自己的想象中,试图勾勒某种或大或小的乌托邦的学者,他甚至大半生都在努力远离种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对于任何的宏大理论或决定论叙事,他都是坚定的怀疑者。因此,赫希曼认为,在变革之前必须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现实面前,“先见之明”极有可能是“先见之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