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峰

清末的哈尔滨，地处“龙兴之地”，地广人稀。晚清政府虽陆续有弛禁放垦的政策，但由于路途遥远、气候苦寒，移民之数量尚不足以广兴地利，这片肥沃的土地便成为列强竞相角逐的场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沙俄采取拉拢与强迫相间的手段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委托华俄道胜银行建造、经理。沙俄趁机攫取了铁路沿线的土地、矿山、森林等资源的开发、管理权。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不甘落于人后的日本对旅顺发起突袭，日俄战争爆发。作为战胜国的日本获取了长春至大连铁路（亦称南满铁路）的所有权，并迫使清政府打开东北“商埠”，哈尔滨开埠。一时间，哈尔滨商贾云集、华洋杂处。就在列强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刻，一些地方官吏意识到利权的丧失。为夺回利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初七日，署理吉林将军达桂和暂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联名奏请于哈尔滨添设道员，十月初四日奉旨允准。此为清政府在哈尔滨设治的开端。

中东铁路犹如支撑着东北地区庞大躯体的主动脉，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东省地区的主权、利益多被铁路把持。因此，东省交涉事宜以铁路为重心，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纷纷在哈尔滨设立铁路交涉局，承办各省与俄交涉事宜。由于“分省立局，各办各事”、“难联一气”、“动辄掣肘”。而“俄则设立公司，所有三省铁路交涉，悉惟公司总其成”。因此“交涉不合机宜，即政事亦多牵制”。此外，日俄战争的失败促使俄国丧失了大量利权，不甘就此善罢甘休的沙俄加紧了对北满的掠夺。时任署理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署理吉林将军达桂深感“内政可以划疆分治，而外交则须协力相持”，应设一“提纲挈领之员”，“不分畛域，两相联络，使外人无隙可乘”，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初七日联名奏请朝廷“撤吉江哈埠两交涉局设道员”，“专办两省交涉事宜，并督征关税，以期联络，而维利权”；同时急切陈明“事变之来，间不容发，稍一迟回，即难挽救”。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朝廷“著照所请”，并以时任吉林铁路交涉局会办候补知府杜学瀛试署首任道员。于次年正月二十二日命令杜学瀛“自应即饬赴任，以专责成”，并札发木质关防一颗，文曰：“哈尔滨关道兼吉江交涉事宜关防”，择于“四月十八日卯时开用关防任事”。

哈尔滨关道设立之初，未有署第。先后在黑龙江木石税费总局、铁路交涉总局署内进行办公，地方局促。首任道员杜学瀛积极筹划、踩勘地点，拟修道署。勘得“风水”之地——傅家甸东首四家子地方，即今哈尔滨市道外区东原街道办事处管内的春和巷南侧建业一至三巷，南到北新街（北环路）北侧，东西位于北十八道街和北十九道街之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哈尔滨关道精制衙门房图一幅，呈文上报，吉林将军达桂批示“如呈办理”。该房图设计备尽其详，大到堂房墙垣，小到车棚马号，不一而足。整个工程预算需款中钱30万吊，总计折合市价银72289两1钱5分7厘。由于当时哈尔滨关道归吉林、黑龙江两省兼辖，为公允起见，款项由两省分半筹拨。该工程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间全盘告竣，实际耗资322000余吊。新建道署鸡群鹤立，气势恢宏。坐北朝南，格局井然。周边南北长70丈，东西宽45丈，占地总面积3150平方丈，约合35000平方米；仅大门就有三间，门高1丈1尺，长3丈6尺，足见其规模之一斑。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初四，清政府批准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所请“以滨江道改为西北路道，仍驻哈尔滨，巡防吉林西北一带等处地方，兼管哈尔滨关税及商埠交涉事宜。”至此，哈尔滨关道在设置5年后，宣告裁撤，吉林分巡西北路兵备道衙门于当年六月二十一日启用关防，取代了哈尔滨关道。

哈尔滨关道的设置减少了吉林、黑龙江两省围绕铁路而产生的利益纷争，使两省之事彼此有所匡扶，表面上从沙俄管辖之处争回了一些利权。但由于哈尔滨关道始终没有明确划定管辖区域，加之外交内政殷繁，仅靠道员监司无以为继。此外，由于晚清政府常年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列强对关道熟视无睹，继续肆无忌惮地对铁路沿线地带横征暴敛。所谓督征关税，也仅仅是对国人而言的常税，无疑加重了贫苦百姓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