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郑传寅教授是武汉大学戏剧戏曲学科的创立者，1993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中国戏曲史》等影响广泛的学术著作。日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是他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力作。 《中国戏曲》一共三编，分别为“发展历程”“艺术形态”“名家名作”。从这个体例可以看出，作者既重视戏曲文学的演进，也重视戏曲的体制与演出形态，同时给戏曲文学经典安排了足够的阐释空间。全书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戏曲的风貌，而其尤为引人入胜之处，是在对“中国戏曲”的描述中，展现出了一个真切实在的“戏曲中国”。所谓“戏曲中国”，即戏曲所表现的中国，或者说，戏曲所表现的中国文化。 本书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戏曲是“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中剧种最多、艺术生命力最强、剧目遗存最丰富的样式，堪称世界古老戏剧之“大器”，但它的诞生却远在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之后。中国与古希腊、古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第一页”都是由中华民族翻开的，戏曲为何比古希腊戏剧和古印度梵剧“晚出”呢？ 曾有不少学者从外部条件和自身特征两个方面对戏曲晚熟的原因作了探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中亦不乏值得商榷之处。郑传寅教授认为，单就“外部条件”而言，戏曲创作的艰难与迟缓绝非经济因素一端所能解释。确实，只有在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人类才有可能去从事艺术生产。必须有场地、服饰、道具等物质条件和大批观众参与的戏曲，对经济条件的依赖相对较强。宋元时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戏曲的成熟和繁荣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商品经济决定论存在着简单化，甚至是绝对化的偏颇，不能不使人产生疑窦：古希腊所拥有的经济条件果真是各民族戏剧走向成熟的起码条件？具备了这一条件就一定会有戏剧降生？宋以前的城市果真都是“小国寡民”，缺乏足以养活戏剧的经济实力？人类文化史已反复证明，文化创造除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之外，还会受到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居住环境、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等“框架”的制约。不同的“框架”存在不同的变量关系和不同的结构形式。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回答“戏曲何以晚出”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平民文化发展得不够充分。“文化的平民化不只是为戏曲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故事情节、表现形式，更为主要的是使文化发展的指向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朝而野，由雅而俗，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心理障碍，为杂剧等面向大众的市井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个精辟的答案，也是一个富于启迪意义的命题。 “戏曲中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位居“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就与《西厢记》《牡丹亭》的影响密不可分。《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最为重要的内容，即“《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西厢记》和《牡丹亭》，这是中国古代最为经典的戏曲作品。《红楼梦》采用互文见义的方式，写宝、黛以阅读和聆听这两部名剧开始他们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其核心所在，是要写出那种足以提高人类尊严的两性间的真挚感情。曹雪芹把《牡丹亭》《长生殿》的爱情书写传统发扬光大，不只是题材选择方面的认同，也是一种文化立场的认同，在他看来，不是只有李杜、王孟所写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才有价值，《牡丹亭》《长生殿》所写的超越生死的爱情也有其崇高的价值。由此一例，足以见出“戏曲中国”的文化意义之大。 戏曲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因素，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尤其是戏曲的艺术形态，更是专家之学。对于这些问题，讲透不容易，讲得深入浅出更难。《中国戏曲》的魅力在于：虽然讲的是专家之学，文字却有如行云流水，读来一点也不艰涩。 《中国戏曲》 郑传寅 湖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