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传》范震威著王冰、汪恩良等摄影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12月
长城之美(王冰摄)
历史文化学者范震威先生在完成《松花江传》、《黑龙江传》后,足迹又延向长城,经过多年实地考察,勾沉索古,又将浸透了历史沧桑的长城,生动地呈现在今人眼前。 长城与“走西口”“闯关东” 范震威说,从最早出现的齐长城直到清长城,还要包括一般被人们忽略的金长城(金界壕)等等,万里长城何止万里。长城的很多部分不仅沉入了自然的风沙中,也沉入到了历史的风沙中。寻觅、探察、走访长城沿线,他花费了数年时间,行程万里,包括新疆天山以北的两千里。与他一起踏查的摄影家王冰,实地拍摄了书中的大部分有关长城的照片。他翻到书中一张汉代阳关旧址前拍摄的照片,说,那天,他和王冰出发时天刚放亮,大野荒原,只他们这一辆车,没有路标,没有人迹,两人按一幅不甚明晰的地图向前探索。“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诗只有在这个当口,才显示出它撼人心魄的魔力。 关于长城,有很多说法,比如:“长城应该是由关隘、城堡、墙体、烽燧等子系统相互联系,按特定结构方式组合而成的具有防御功能作用的有机整体。”再比如:“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系古代边境御敌的军事工程。”但在范震威看来,单单强调长城的防御功能是不充分的。 范震威说,外长城以南(或以内),主要是以农耕业为主的农耕业经济区,而在外长城以北(或以外),主要是以牧猎为主的游牧猎经济区。长城在作为政治、军事分界线的同时,也是榷场与易货市场的规范性的贸易场所。长城上的许多关、口、堡、塞、障都具有这种两大经济区互市的功能,而且呈常态。所以,光强调其政治的、军事的防御功能与体系,而忽视了古代长城内外兄弟民族的经济往来,难免偏颇。呈常态的经济秩序是古代边民生活的重要方面,而真正的兵戎相见,领土的占有及民众与财产、牲畜的掠夺,毕竟是短暂的,故而,长城也是古往今来一道边地民众和平相处的一个盾。 此外,长城还有两个功能常常被人们忽略:一个是对土匪与马贼的防御,笔者所见到的凡有长城横亘的州县,其县志无不强调对土匪、马贼之类的防御,这种防御并不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而是防止内贼、流寇祸害一方百姓之后而逃之夭夭;另一个是在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对边民、灾民向长城外关口流动的禁绝,从而在山海关及其河北东部长城一带出现所谓的“闯关东”,长达数百年之久,在河北或晋北,也存在着“走西口”,亦即到长城口外去谋划生计的问题。民歌《走西口》中就有唱:“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花流……” 在明代,当朱家王朝将蒙元势力驱至漠北之后,它不在大漠之中划界,而是向南退至明以前诸朝用以把持自己率土之地的旧长城一带作为自己的边防线,大力重修长城,称之为“边墙”。“边墙”是明代朱家王朝对长城的官方称谓。而在民间,或在文人墨客的诗文里,长城的称谓依旧。 今人眼里的长城多指明长城 虽说孟姜女哭倒的那个长城说的是秦长城,但今人引以自豪的长城或说符号化的长城却多指明长城。范震威说,据2009年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联合发布的数字,我国保存下来的明长城,总长8851.8公里,其中人工墙体6259.6公里,壕堑长度为359.1公里,天然险峻地为2232.5公里。这与人们常说的万里长城是吻合的。明长城的东起点是辽宁省虎山,位置在丹东市东北,宽甸县东南境内,鸭绿江边。从虎山向西,经山海关、雁门关到甘肃西部的嘉峪关,经过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10个省市和156个县市地域。如果将新疆哈密至伊吾、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之间的烽燧墩台——长城向西北的点状延伸的话,那么所谓的万里长城万里长,恰恰东西横贯,或说串连起了中国北方11个省市的全部地区。 虎山长城最初建于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五年(1469)。这道长城可以说是明代在东北设置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黑龙江入海口,以及沿黑龙江和江北外兴安岭地区的奴儿干都司与以下所辖的卫、所,这些卫、所构成网状的互相关联的政治单元与行政点。这些毕竟是羁縻或藩属性质。而在辽宁地区由虎山修筑的长城,北上虎山之巅,从山巅北延,从山脊上连接楼台障所,绵延十多座,再向北又同树木边墙一起相连,不仅有拦马墙,也有烽火台。其所过之处,为了沟通边墙内外,每隔一段,大约为二三十华里,即设一堡。堡,是一种土筑的小城或土木构成的小城,是驻军的地方。这种驻军的小城所管辖的地方,边墙上设有城门,有卫兵把守,要有关牒才可放行。而轮值的卫兵就住在堡——城里。堡城既然有长期驻兵,便也有家眷居于其地,时间久了,便增扩成一个村屯。所以,沿东北明长城一线,设有许多堡城,这些堡城后来形成规模不等的村屯,大的成了乡镇。如著名的威远堡、松山堡、腰堡等地名,一直保存到现在。“堡”这个字,在辽宁民间多念bǔ,故而堡,又称“堡(bǔ)子”。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明亡清兴。清朝是以满族爱新觉罗氏为皇族的。皇族的振兴之地在苏子河中游左右两岸,右岸是皇族的皇陵陵寝,左岸有赫图阿拉和费阿拉两座古城。赫图阿拉古城是努尔哈赤发迹的所谓龙兴之地。清兵入关统一全中国以后,为了保护龙兴之地,在山海关——榆关之处严守,不允许关内的汉族人出关到关外来垦荒。为了谋生闯而出关的,都叫闯关东。故而,经过清朝两三百年的统治,山海关成为一个著名的关口,而蜿蜒于山海关以北、以外,在辽宁地区的明长城,便成为清廷的“选择性遗忘”的所在。清代时说长城,便泛指以山海关为东部长城的起点。 石筑的齐长城与土垒的金长城 春秋的齐长城是最久远的长城,齐长城是石头垒砌的。范震威说,石材多来自附近的山上,就地或就近取材。石材加工呈板状、块状,大小块并不相等,但在垒砌时却宜于交错起来,从而增加了它的牢固性。 从保存下来的齐长城的残留段的遗迹看,城垛或称箭垛的雏形,早就有了,其间还夹杂着射孔——即是兵士射箭或射弹的地方,而这些构成历两千余年,直到明代砌筑砖质的长城时,也仍然在使用,只不过其垛口的大小、墙体的高低,更适合于“人体工学”的尺寸而已。范震威指着书中一幅齐长城的图片说,这里的齐长城属于内侧,残石形成的二层台是供守卫兵士移动行走的,中间长草,是因为年代久远,由风送来了积土和种子后长出来的。二层台下的方洞,方洞顶上的大块石板担起了洞顶的棚盖之用,这一点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石洞可能是兵士休憩时的掩体,如三餐的进行,或遮挡风雨冰雪的地方,或也可能是存积军用物资如箭镞等的仓库。 进入秦代,一些重要地段或关口,已由砖砌。需要指出的是,烧砖不仅需要大量人力,还需要大量烧柴。燕蓟之地或整个河北、晋北地区,长城所经之处,因多山林,除了石材垒砌之外,砖砌也相当多。特别是砖石结合式的长城——土墙外包砖,在山西诸地颇为普遍。 在石材少或采石相当困难的地方,便出现了夯土式的土长城。这种长城在陕北、宁夏和甘肃诸地比较常见。这类土长城分层夯土的同时,在土层中填充一些可以纵横增加强力的东西,如柳条、束薪,以及木棍之类的东西——就像现代建筑物中的钢筋混凝土一样。那些填充在夯土层中的束薪(一束束的苇草)、木棍、柳条、柴荆等,便起到了钢筋的作用。这种源自汉代筑长城的方法,早在100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来中国新疆、甘肃地区搜罗古代中国文物时,也注意到了。他特别强调了在敦煌地区汉长城夯土中,加入芦苇的重要作用。 范震威说,他由哈密北行,经红柳泉去巴里坤湖的一路上,见到的烽燧有六七个之多。这里虽然没有长城,却有彼此呼应、相互可以进行联系的烽燧——我把它称作是汉、明长城的点状延伸。长城是线性的,长城虽然没有修到巴里坤湖畔,可是长城的触须却伸向这里了。而在哈密-巴里坤湖、草原一路上的烽燧,经过多年的风雨剥蚀,起加强作用的木棍、芦苇(束薪)都露出来了。 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始建于金太宗天会年间,从公元1123年开始修建,直到1198年前后才最终成形,也有数千公里。因为它是土垒的,且很多地段都绵延于平原,因此,古称之为界壕,与绵延于崇山峻岭中的明长城形成对照。我省齐齐哈尔碾子山区境内,可以看到淹没在荒草中的金长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土坝。金界壕不仅筑有几米高的土墙,而且在墙外又普遍掘了像护城河一样的壕沟。特别在重要地段,挖筑有双壕双墙。双壕双墙的格局是:最外(北)面是外壕,内侧筑副墙,副墙内侧是宽阔的内壕,内壕里侧才是高的主墙。这种壕与墙并列的工事设施,不仅便于阻击敌人,而且还有利于戍卒的运动和隐蔽。此外,主墙和单线城墙上,还增设“马面”,即伸出墙外又高出墙头而且沿城可以互相望到的防守台基。同时,在主墙内(南)侧,还筑有戍堡或关城。关城离界壕较远。一般都有角楼、马面和城壕。另外,在界壕内向的河口、谷口、山岗对面、转弯处,都设置了瞭望和传递信息的烽火台。这种马面和烽火台、戍堡(或关城)和界壕表里的布局,为明代修筑我们熟知的万里长城提供了参照样本。 范震威说,长城这伟大的文明象征,不知混和着多少劳苦大众的血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就是这血泪的烙印。当然,历朝历代,长城也构成了某种引人瞩目的历史线索,这是《长城传》所要开掘的。因此,《长城传》共分十四章,基本上是循着历史朝代的脉络,展开围绕长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读罢这本《长城传》,再去面对从苍茫的大地中走来的长城,肯定会生出不同的感慨。